教育的减法中，最应该做，也最难做的，就是文凭的减法。

因为，文凭，已经是教育的符号、教育的魔咒。

因为，文凭，已经是教育的中枢、教育的牛鼻子。

中国古代有一个“买椟还珠”的故事，我们的学历文凭，就是那个外表华丽的空盒子。

在现代社会，对于很多学生而言，学习什么、如何学习已经不重要，这就像真正的珠宝一样，不被看重。重要的就是那一张纸，那一张能够决定自己是否有好工作、好收入、好地位的学历文凭。这张文凭，就是那个空盒子。

学历社会与文凭主义

应该说，现代的学历、学位、文凭制度，对于教育普及和学术发展，对于打破封建社会的等级体系，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学历、学位、文凭制度开始发生扭曲，导致了学历社会与文凭主义的产生，其弊端也日益显著。

首先，学历、学位、文凭成为名利场的“敲门砖”。它们本来只是作为人们求学深造循序渐进的路径，作为衡量人们学术水平的凭据，如今却变成了人们求职、获得高薪的前提条件。经济发达国家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后，我国在20 世纪90年代后，由于大学生、硕士生、博士生急剧增加，求职者唯有取得高学历才能谋求较好的职位，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人才的高消费从高学历走向名牌学校，许多用人单位有了自己的“985”“211”高校和海外名校的“白名单”。

其次，学历、学位、文凭成为应试教育的“催化剂”。由于只有拥有高学历、名牌学校文凭才能找到令人羡慕的好工作、获得高收入，因此竞相报考名牌大学就成为“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唯一路径。为了上好大学，就要上好高中；为了上好高中，就要上好初中；为了上好初中，就要上好小学；为了上好小学，就要上好幼儿园。就这样，压力层层传递，“不要输在起跑线上”成为全社会的共同教育焦虑。

重视学历本身没有错，但是重视过头，变成学历社会，就有问题了。

日本是比较早关注学历社会问题的。所谓学历社会，就是说在一个社会中，“每个社会成员的社会地位、职务高低、经济状况等，不是由其门第、家庭出身等来决定，也不是由其本人的实际能力来决定，而是由其学历来决定”。在评价一个人时，也不是看他“学了什么、学得怎么样”，而是注重他“在何时、何地学习过”，甚至会得出根据从哪所学校毕业来判断本人的能力和个性的结论。

这样，学历和文凭就失去了它最初的价值和意义，成为一个外在的光环。日本学者矢仓久泰在20世纪70年代末撰写的《学历社会》一书就提出，“学历社会”的弊病在于，一方面，由于只注重学历，导致学生在学习上的片面发展和考试战争的激化，使许多学生只是磨炼考试的技术，死记硬背，思维力却没有得到真正提高，同时，书面考试也无法测定出一个学生的创造性、道德品质、人际关系以及领导能力等诸多因素的情况，这些都不利于选拔真正的人才；另一方面，各个行政机构和组织在挑选人才时，也是仅仅以分数高低为序，这样很不利于选用真正的人才。此外，教育质量相对下降，大学毕业生相对过剩，这些也都是“学历社会”所带来的问题。

从矢仓久泰开始，一些有识之士用各种方式对学历社会和文凭主义进行批评。日本著名畅销书作家东野圭吾在《毒笑小说》中说：“他们的父母丝毫没有发现，其实这些孩子早在被我们绑架之前，就已经被绑架了——被学历社会这个妖怪绑架了。”他认为学校教育是现代社会的“妖怪”，这个“妖怪”已经绑架了我们的孩子，绑架了我们的教育。

美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兰德尔·柯林斯在《文凭社会：教育与分层的历史社会学》一书中，通过对美国教育历史的研究，剖析了文凭社会形成的过程，认为建立在教育基础之上的文凭社会是一种不合理的分层机制，建议废除文凭，遏制文凭“通货膨胀”的趋势。作者在中文版序言中分析了文凭膨胀的原因与过程：“教育学位是一种体现社会地位的通货，可以用来交换获得工作的机会；与所有通货一样，当供给不断增加而货物却有限时，价格就会飞升（或购买力下降）。在这里，人们追求的是不断减少的中产阶级工作职位。教育通胀基于自身而发展；在每一个攻读学位的个体看来，面对学位贬值，好的回应就是获得更多的教育。”他的分析，不仅指出了文凭膨胀的原因，也解释了文凭减法的困难所在。

将学历社会和文凭主义批评得淋漓尽致的是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经济学教授卡普兰，他在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反对教育的理由：为什么教育体系是在浪费时间和金钱》一书中，对学历社会和文凭主义进行了深刻的反省。

卡普兰在书中明确指出，以他自己一生的经验，加上1/4个世纪的阅读和反思，他有理由相信美国的教育体系是对时间和金钱的巨大浪费。而这个浪费主要体现在追逐高学历和文凭方面。他把高学历和文凭比喻为“信号”（Signals）。事实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教育，即“作为技能创造的教育”和“作为信号的教育”，前者偏重实际的内容，后者偏重外表的形式。前者相当于买椟还珠的“珠”，后者相当于“椟”。最后几乎所有的人，从学习者到用人单位，重视的都是“椟”，是最为“信号”的教育。因此，他得出结论：“如果教育都是技能创造，那么平均教育水平的下降会削弱我们的技能，使世界变得贫穷。然而，如果教育是一切信号，那么平均教育水平的下降将使我们的技能和世界财富保持不变。事实上，削减通过节省宝贵的时间和资源而使世界变得更加丰富。”

尽管我们都知道学历不等于学力，文凭不等于水平，为什么人们还如此迷信学历与文凭这样的“信号”呢？卡普兰认为，这是人们习惯于“使用真实的平均刻板印象来节省时间和金钱”。这其实是一种“统计歧视”。比如老年人需要支付更高的人寿保险费，因为老年人往往死得更快；出租车司机更愿意接待一个穿西装的年轻人，而不是一个穿得像黑帮成员的年轻人，因为后者更有可能抢劫他。尽管事实上并非完全如此。

之所以学历与文凭这样的“信号”受到广泛的重视，是因为这些“信号”与人们的收入有着直接的关系。一项关于不同学历的人的收入调查表明，随着个人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他们的收入也随之提高，而且收入差距巨大。拥有高等学位的人的收入几乎是高中辍学者的3倍（见表7-1）。

卡普兰在书中反复强调，我们往往过分夸大了目前学校教育的作用。在他看来，“教育大约80%是信号传递，20%是技能创造”。为什么他会得出这个结论呢？

第一，人们接受教育的动机主要不是为了知识、技能、创造，而是为了学历、文凭的“信号”。美国高等教育研究所对大学新生的目标进行了调查。近90%的人认为“能够找到更好的工作”是上大学“非常重要”或“基本”的理由。“经济非常富裕”（超过80%）和“赚更多的钱”（约75%）紧随其后。只有不到一半的人回答“发展有意义的人生哲学”。

第二，很多大学生用在学习方面的时间很少。例如，一项对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本科生进行研究的报告显示，大学生每周在学习上花费的时间约为13小时，但是在其他方面花费的时间要超过40小时，比如他们还花12小时与朋友社交，11小时用于电脑娱乐，6小时看电视，6小时锻炼，5小时发展兴趣爱好，3小时用于其他娱乐形式等。

第三，学校不能够学到真正的技能创造，这些本领大部分是在职业生涯中学到的。“大多数实际工作技能是在工人找到一份入门工作和相关晋升阶梯上的一个职位后，通过在职培训非正式获得的。”

因此，卡普兰提出，“教育带来的社会红利在很大程度上是虚幻的：教育增长的主要成果不是基础广泛的繁荣，而是通货膨胀”。教育改革的目标就是要消除这种“通货膨胀”，挤掉学历与文凭的“水分”，降低“信号”的价值。他提出，教育的社会回报取决于“信号”的力量。“信号”的份额越高，力量越大，教育的社会回报就越低。“当你接近纯信号极时，教育的社会回报降到零，然后变为负。”对于学生们来说，“信号是一场消耗战。早放弃就是投降。你忍受的时间越长，你看起来越强大。胜利者——找到最好工作的人——是站到最后的学生”。

基于卡普兰对于教育问题的分析，他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举措，如大幅度降低学历与文凭的“信号”作用，回归能力本位的用人观，大幅减少政府的财政教育投入，增加个人的教育成本，大量减少学校教育中“无用”的课程，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等。应该说，这位关注并关心教育问题的经济学家，有许多深刻的见解和睿智的分析，尤其是关于教育的“信号”学说，可谓入木三分、鞭辟入里。但是，他的一部分药方开错了，如减少艺术与人文社会科学课程，减少政府对教育的投入等。

如何做学历与文凭的减法？

在学历社会和文凭主义的弊端受到广泛批评的同时，世界各国也在探索解决问题之道。日本政府在20世纪80年代末进行的第三次教育改革，就把克服学历社会导致的弊端作为改革的重要内容。日本临时教育审议会在关于教育改革的咨询报告中明确提出，克服学历社会和文凭主义的弊端须从三个方面着手。

第一，建立以21世纪为长远目标的终身教育的社会，改变评价人的标准。在偏重学历的社会里，评价一个人往往是以“在何时、何地学习过”为标准的，而在终身教育的社会里，则以“学了什么、学得怎么样”为标准。

第二，改革学校教育。使学校教育对社会的要求做出灵活反应，使形式上的学历与实际学历相一致，从而具有灵活性，改变只以考试分数评价人的做法，要多方面地评价一个人的能力，还要向人们提供多种多样的受教育机会。

第三，企业界、政府机构录用人员时应注重每个人各方面的能力，纠正一切不合理和不公正的招工办法，实行就业机会均等以及就业后根据本人的能力评价、晋升和提职的制度。

1991年，索尼公司率先对学历和文凭说“不”，采取对学校名称“不准问，不准说，不准写”的三不方针。公司董事长盛田昭夫曾写过一本叫《让学历见鬼去吧》的书。很多企业意识到它们真正想要的是创造性人才，采取了“英雄不问出身”的招聘办法，现在的丰田汽车、朝日啤酒、TBS（东京放送）电视台等大企业在招聘时也都不问校名。

招聘网站Glassdoor编制了一份15家不再需要大学毕业证书的世界著名大公司的名单。在这份名单中我们可以看到，苹果、谷歌、安永会计师事务所、IBM、美国银行、希尔顿、星巴克等世界顶级公司都愿意接受非传统教育或只有高中毕业证书的人，而且提供的可能是高薪岗位。这些企业已经明智地认识到，学历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考试中胜出的能力=工作能力”这个等式已经渐渐不成立了。企业应该更注重人的学习能力与创造能力、可持续成长的空间、吸收知识与技术的能力等。

取消公务员考试的学历门槛

在我国，要在短期内取消学历和文凭制度有一定难度。但是，不妨从取消公务员考试的学历要求开始。早在2006年的全国“两会”上，我就提出过相关的建议。我在提案中明确提出，国家行政机关公务员录用考试制度体现的是公平竞争、机会平等的原则。但是，却一直有“大专以上”的学历要求，而且在实际操作时，国家公务员考试的很多岗位对学历的要求是本科生或硕士研究生，甚至是博士研究生。国家公务员考试不同于高考，它是直接为国家选拔管理人才的一种考试，学历不等于能力，从这个目的看，人为设置公务员考试的学历门槛值得商榷。

国家管理人才要求有高学历，招收优秀人才参与国家治理，这看起来似乎顺理成章，很有道理，但至少有六条弊端。

第一条：将“公开”与“公平、公正”混为一谈。学历的高低可能有客观因素，一旦先审查学历，就在实质上违背了公平竞争、机会均等的原则。

第二条：学历门槛不利于素质教育的推广。学历门槛的实质等于赞同“高学历就是人才”这一前提，把“学历”与“学力”混为一谈，因而等于我们现在仍然在一定程度上沿袭传统“科举考试”人才选拔模式——“学而优则仕”。

第三条：学历门槛对“假文凭、假学历”的泛滥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早在2005年底，中央有关部门公布了两年来对县处级以上干部清查假文凭的结果，每40人中就有1人的文凭有问题，有的省持有假文凭者竟达到总清查人数的20%。

第四条：学历门槛严重影响着高等教育的质量。既然取得了某种文凭就具备了成为国家公务员的基本条件，那么学习本身就退居次要地位了。这样一来，造成了大学生经常旷课，函授生只要交费、注册，再加上设法考试过关就行，考试作弊现象到处蔓延，严重影响了高校教学质量，尤其是继续教育的质量。

第五条：学历门槛排斥了一些有真才实学的人。出于种种原因，没有接受过大学教育以及没有完成大学学业的人现在依然很多，但是这并不能证明这些人不具有管理才能。

第六条：学历门槛不符合宪法所倡导的人人平等的精神。我国宪法规定，全体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因此，公民在参加公务员考试时不应受到学历限制。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从公务员招考开始，取消学历门槛，国家党政部门带头，对于企业和其他部门打破学历社会与文凭至上的弊端，无疑是最好的突破口。同时，我们也期待重点企业能够学习苹果、谷歌等国际著名跨国公司的做法，降低学历门槛，形成唯才是举的风尚。

当一个社会，不再以学历、文凭，不再以出身、门户来选人、用人时，人们就不会不择手段、耗费精力地读无用之书，做无用之功，写表面文章，镀学历之“金”。全社会的教育生态也会更加健康，教育焦虑也会随之下降。

或许有人会问，取消学历和文凭的“信号”功能，我们还有没有办法衡量人才呢？

记得北京四中的老校长刘长铭先生曾经感慨地告诉我，他们学校最优秀的学生，几乎都在高考前被世界名校割韭菜一样割走了。他们一直很纳闷，人家没有看高考成绩，为什么看人看得那么准呢？类似的情况在其他学校也经常发生。其实，完全是可以找到鉴别人才的方法的。只是，用一个分数、一张试卷、一个文凭，是最简单、最省心的方法，貌似也是最公平的方法。

很多人认为，在现有情况下，高考是最公平的人才选拔办法，文凭是最可靠的人才选聘办法，其实，这也是“懒人懒政”的体现。为什么世界著名企业放弃了按照文凭招聘人才的办法？为什么美国的常春藤联盟学校提出大学录取不再看“高考”成绩？

虽然在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不会取消高考，不会放弃学历与文凭的作用，但是，尽可能地弱化学历与文凭的“信号”功能，尽可能不将学历与文凭同人才招聘、工资待遇等挂钩，无疑是今后教育改革与社会发展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