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群众几千年来，使农民自己陷入永远的穷苦的根缘在哪里？
毛主席给出了答案:“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
中国历史上谁最了解中国农村，我说是毛主席。
中国历史上谁最信任中国农民，我说还是毛主席。
中国历史上谁为中国农民根本利益“跌的粉碎”，我说只有毛主席。
中国农民千年以来就是“单干户”。同志们，且看这“单干户”三字，表面是“自力更生”，实则是“自掘坟墓”！一家一户守着一亩薄田，头顶青天脚踏黄土，春怕旱、夏怕涝、秋怕虫、冬怕饥，更怕地主老财半夜敲门催租逼债！这般光景，怎不叫人“年年辛苦年年穷，代代种田代代苦”？
遇到困难，你求谁？你靠谁？这就是“单干户”的命——像老牛拉破车，车轱辘陷在泥里，越挣命，越深陷！
封建地主拍手笑：“单干好哇！散沙一盘，任我拿捏！”你种地，他收租；你借粮，他算利；你卖儿鬻女，他盖楼买地——这便是千年封建的“铁规矩”，把农民钉死在穷字碑上！
几千年的“单干”史，写满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如果要看前途，一定要看历史。难道我们还要走回头路，还不信邪吗？！
有人说：“农民穷，是命苦。”这是骗人的鬼话！穷根不在天，不在命，不在人懒。全在这“单干”的旧生产关系里！一家一户的锄头，斗不过旱涝虫灾；三亩五亩的薄田，扛不住地主盘剥。你单打独斗，他联合作恶；你面朝黄土，他算盘叮当——这就是封建统治的“铁算盘”，把农民的血汗算进阎王账！
而封建地主阶级利用文化垄断，掌控话语解释权，构造了一些列话语陷阱，让农民觉得自己穷苦是因为自己懒，是因为自己命不好，是因为自己祖上不好等等。长期麻痹农民群众，迷惑农民群众，以达其剥削压迫农民群众的根本目的。
毛主席一针见血：“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正是这样的生产关系和经济封建小农经济基础，才使得农民永远穷苦！不掀翻这张吃人的桌子，不砸碎这枷锁，农民永世不得翻身！
那怎么办？
毛主席早就给出了路:克服小农经济致使农民永远穷苦的历史死循环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社。
组织起来！把镰刀并作排山势，将人心聚成倒海力。你单干抗不过的旱涝，合作社开渠引水；你独户斗不赢的豪绅，农会举起红缨枪！湖南农民运动一声吼，地契债条烧作灰；大寨人三战狼窝掌，青石板上种出米粮川。延安时期，你单干渡不过的难关，合作化渡过了——这就是集体的伟力！
历史洪流浩浩荡荡，小农经济必被埋葬。搞互助组、办合作社、建人民公社，不是“书生意气”，是千百万农民用脚投票的选择！散沙聚成塔，弱肩扛大梁，这才是改天换地的真道理！
社会主义集体化不是“拍脑门”，是生产力要解放、农民要活命的必然选择！
关于中国农业集体化与分田单干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依旧在争论有分歧。
直到今日依旧有人嘀咕：“包产到户吃饱饭，何必再提集体化？”同志们！这是只见稻穗不见天！莫被短视迷了眼！
1950年，中国面临着从小农经济的中国，向现代中国的过渡的"前所未有的道路"，而对劳动力进行合理配置、组织起来，以提高农村劳动生产率，则成为打破小农经济的重要步骤，也成为"过渡时期"政策的关键。
1951年，当中共围绕着过渡时期的农村政策发生了第一次重要争论——1951年的"山西争论"，由长治地区，波及山西省、华北局，最终表现为毛主席和刘少奇在建国后政策上的第一次公开分歧。而在从中央到地方的干部中，公开支持争论“农业合作化，走集体化道路”的，几乎只有毛主席一个，其余的几乎都是反对者。
这也足以看出，大批中共干部，特别是农村出身的革命者"过了民主革命这一关，而却很难过社会主义这一关"。这些人自然就从毛主席革命的同路人变成革命的背叛者。
这也促使毛主席重上井冈山，对中国革命的前途问题又有了重大思考，也表达了他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和同一切走资产阶级道路者斗争到底的就决心！
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千里来寻故地，旧貌换新颜。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路高入云端。过了黄洋界，险处不需看。
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1955年，毛主席在一次讲话中指出:
“在土改后，农民发生了分化，如果我们没有新的东西给农民，不能帮助农民提高生产力，增加收入，共同富裕起来，那些穷的就不相信我们，他们会觉得跟共产党没意思……为了巩固工农联盟，我们就得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使农民共同富裕起来。”
1962年，毛主席同要搞包产到户的人展开论战指出：
“包产到户搞了几千年了，还有实验的必要吗？如果搞包产到户，两年不到，就会有两极分化，就会有人雇工、讨小老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