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参与竞选总统以来，一开始被美国国内外的人当作笑话，第一次竞选上台后又被当作偶然现象，到第二次选上后，还被很多人认为不可思议。比如不少中国一流的国际问题专家直到选举最后阶段仍预判特朗普竞选失败。特朗普这次选上后，这些人将特朗普的胜利看作网红式的胜利，预言他不会有什么作为。但是他1月底就职以来的系列言行，却在美国国内和国际掀起了轩然大波，有人已在预见这将是一场“特朗普革命”。

　　笔者对“特朗普革命”这一提法持部分赞同的态度，但是也不完全赞同，所以这里对它加上引号。特朗普现象绝不是偶然的一片浮云，这并不完全取决于特朗普个人的政治抱负和才干，它的非偶然性和顽强，更多的是时势造成的，即这一现象背后的矛盾的深刻和顽强造成的。

　　一、关于“特朗普革命”背后矛盾的两个不正确看法

　　关于“特朗普革命”背后的矛盾是什么，有两个不正确的看法，一是认为是盎撒人和犹太人的矛盾，二是认为是制造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矛盾。我们只要考察一下美国本次大选共和党和民主党双方金主的构成就可以知道，这两种看法是不正确的。

　　特朗普的支持者名单中包括几位显赫的人物：蒂姆·梅隆，这位银行家是特朗普的主要捐赠者之一，累计捐款金额高达1.97亿美元。另一位重要支持者是埃隆·马斯克，他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和直接捐款的方式，为特朗普提供了超过1.32亿美元的资金支持。拉斯维加斯金沙集团的创始人的遗孀米丽亚姆·阿德尔森，已向特朗普阵营捐款超过2.18亿美元。美国航运公司Uline的总裁迪克·尤莱因，捐赠给特朗普的团队达4900万美元。

　　而比尔·盖茨是哈里斯的重要支持者之一，他向支持哈里斯的非盈利组织“未来前进”捐赠了大约5000万美元。同时，乔治·索罗斯也对哈里斯的政治行动委员会进行了大力支持，捐赠金额达到1,560万美元。此外，新闻集团的董事长弗雷德·艾查纳也向哈里斯提供了3270万美元的资金支持。

　　综上可以看出，双方的支持阵营中都同时有盎撒人也有犹太人，也都同时有制造业大亨和金融业大亨，因此说特朗普和哈里斯的对决是盎撒人和犹太人的对决，或者是制造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对决是不成立的。

　　二 、卢比奥从现象层面清楚阐述了“特朗普革命”背后的矛盾

　　原美国参议员现国务卿卢比奥在多个场合从现象层面清楚地阐明了“特朗普革命”背后的矛盾。

　　卢比奥指出，核心问题在于长久以来，美国两党形成一种根深蒂固的共识，深信全球化能带来财富与和平，这几乎成为美国的国家信仰。在这种理念下，美国认为全球要素自由流动就能解决世界多数问题，此观念构建起美国的政治和外交政策根基。二战后的50年，美国凭借此理念构建西方自由市场，西欧、日本等国借此繁荣，又反过来成为美国市场，形成良性循环，美国还借此塑造这些国家的价值观，让它们成为坚定盟友，可见这套体系当时行之有效。

　　然而，冷战结束，苏联解体，美国两党总统变得狂妄自大，秉持“历史终结论”，认为资本主义战胜共产主义，未来世界都将是自由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自由化会改变社会主义。于是，他们疯狂支持全球化，大量签订贸易协定、组建贸易机构、制定规则，甚至拉拢与自己三观不合、战略目标不同的国家。其中，2001年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影响深远。当时美国这么做，是觉得资本主义定能改变中国，毕竟连苏联都被美国打败，中国自然不在话下。美国天真地认为，中国人接触美国产品后就会接受美国价值观，成为美国朋友。

　　但23年过去，现实却是资本主义没能改变中国，反而是中国改变了资本主义。中国凭借廉价劳动力和制造成本吸引美国产业和资金大量涌入，美国工人失业、工厂倒闭，而中国却成为世界工厂。从贸易数据来看，2022年中美贸易总额6926亿美元，美国逆差3850亿，且年年如此。中国中产阶级快速壮大，美国中产阶级却走向衰落。

　　如今中国富裕了，更倾向支持国货。以苹果、特斯拉为例，中国人购买的产品虽是美国品牌，却都在中国生产，美国工人未从中获利，反而助力中国产业升级，让中国电动车制造领先世界。中国利用庞大市场和低成本吸引美国制造业，实现产业升级、完善产业链后，开始走向世界输出中国模式，对美国模式构成巨大挑战。中国向第三世界国家展示自身模式在决策执行上比美国高效得多，这对渴望快速发展的国家极具吸引力。

　　美国正承受这一历史性错误的后果，内部高度分裂，政治上两党争吵不休，已从观念分歧变成纯粹的党派对立；阶层上，美国工人与商人利益严重分化，蓝领工人失业，社区萧条。美国对中国商品极度依赖，在全球供应链上也离不开中国，经济过度集中在金融和大型科技公司领域，这些跨国企业权力大，只重股东利益，不顾国家利益，与中国企业全心服务国家利益形成鲜明对比。

　　卢比奥强调，美国应认清经济全球化能让自身繁荣是幻想，中国比苏联更具威胁。美国问题根源在于政治体系为企业资本服务，若想在中美竞争中取胜，就必须改变这一本质，管控损害国家利益的企业，调整经济政策和政治体系运转模式。他受够了将企业利益混同国家利益的现象，接下来会在国会演讲描绘替代蓝图，因为单纯打压中国产业和产品无法获胜，只有彻底改变美国30年来失败的全球化体系才有希望。不过他也坦言，改变会遭遇旧势力的重重阻挠，那些在旧模式中获利的人掌握大权，定会全力维护旧系统，但美国必须与这些旧势力斗争到底。

　　三、特朗普内阁的执政大纲就是为了解决美国霸权面临的矛盾

　　卢比奥事实上是特朗普内阁的理念的代表。特朗普内阁很多人都持有和卢比奥近似的观点。商务部长霍华德·卢特尼克是典型MAGA主义者。他在“9·11”事件中失去亲兄弟，被视为美国韧性象征，这使他处理国际事务时持保守立场。卢特尼克在社交媒体常喊“为美国而战”“让美国再次伟大”等口号，重视以爱国主义和国家复兴凝聚社会共识。在经贸问题上，他担忧美国工业品进口现状，觉得过度依赖外国产品损害本土制造业、削弱美国竞争力，主张用关税壁垒等保护主义措施重振国内产业，恢复到类似1900年的“黄金时代” 。美国贸易代表杰米森·格里尔是懂贸易法律的现实主义保守派。格里尔与特朗普关系密切，在特朗普首个任期担任美国贸易代表幕僚长，特朗普期待他控制贸易逆差，捍卫美国产业、开拓出口市场。在贸易立场上，格里尔反感不平等贸易，担忧中国科技进步。他多次在听证会上批评中国商贸举措和WTO部分政策，认为损害美国贸易利益和国内产业，还指责中国通过贸易收益助力国企与军队建设，对中美地缘政治竞争加剧高度警惕。

　　这三个人是涉及国际产业竞争的核心内阁成员，他们的思想和特朗普高度一致。他们的核心思想是反思自由化、全球化和金融化，对应上面三项，分别主张加强国家干预，以本国发展为本位，以制造业发展为本位，最后恢复美国的强大。抓住特朗普主义这个执政大纲，我们就能判断特朗普要掀起的革命的性质和走向。

　　四、“特朗普革命”的深刻背景：美国霸权的两大裂缝

　　美国自上世纪年代初以来，推行的是新自由主义加全球化加金融化的国策，这一政策的长期推行对美国霸权造成两大深刻裂缝。

　　第一个裂缝是美国产业空心化，制造业衰落，间接造成军事霸权的衰落，而军事霸权的衰落又会导致美国所赖以为生的金融霸权难以为继。

　　马克思说：资本“是始终以贫困为前提、并且只有靠发展贫困才能使自己得以发展的财富”。据统计，美国100位收入最高的公司总裁的年收入在1970年时，为国民年均收入的40倍，而在1999年则达到1000倍，此后虽有所下降，但2005年仍高达793倍。贫富两极分化和相对生产过剩必然导致金融投机盛行。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生产的动机就是赚钱。生产过程只是为了赚钱而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只是为了赚钱而必须干的倒霉事。因此，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都周期性地患上一种狂想病，企图不用生产过程作媒介而赚到钱。”

　　金融投机盛行导致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金融化的主要表现如下：（1）金融利润在总利润中所占的份额不断增加。以美国为例，金融利润从1960年占总利润的17％飙升到2002年的最高峰值44％，虽然2007年下降至27％，但在联邦政府的救助下，出现了反弹并维持在稳定的比例31％。（2）债务总额相对于GDP的比重不断攀升。（3）金融、保险、房地产即所谓的FIRE部门在国民收入中占的比重持续上升。（4）由于对金融部门管制的解除，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金融创新形式(各种期货、期权、衍生品、掉期交易等)，金融体制很难监管。（5）金融泡沫的高度膨胀，全球资产泡沫的规模远远超过世界实体经济总产出。也就是说，资本日益流入金融投机市场，进入生产领域的资本急剧减少，虚拟经济与实物经济日益分离。而这种分离由于金融全球化达到了空前严重的程度。以美国为例，1966年货币交易中与生产流通有关的货币交易还占到80％，到1997年，世界贸易额当年为6万亿美元，而世界货币交易额中与生产流通有关的货币交易额只占到1％，而美国当年与生产流通有关的货币交易只占0.7％。

　　美国金融垄断资本的高度膨胀必然导致它追求掠夺本国和别国的实体经济，而它这样做的主要实力来自于对本国实体经济的垄断，以及通过金融自由化来控制别国的实体经济。如果达不到金融自由化的目的，他们往往会通过战争来实现。但美国现在本国没有多少实体经济，又无法通过战争胁迫中国等实体经济大国的经济自由化以控制中国实体经济，所以它进入了死循环。

　　第二个裂缝是以中国“一带一路”为代表的欧亚非大陆的经济政治融合所形成的陆权，在地缘政治上对美国长期所赖以统治世界的海权构成严重威胁。

　　在1989年，冷战临近尾声之际，福山提出了“历史的终结”理论，他坚信美国所代表的自由世界秩序，将很快在资本主义民主的汹涌浪潮中，实现对全人类的“征服”，认为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走向。然而，在这种充满必胜主义的论调甚嚣尘上之时，布热津斯基在1997年出版的《大棋局》一书中，发出了不同的声音。他警告道，即便美国处于单极力量的巅峰，其全球霸权在深层次上依旧脆弱不堪。为长久维系美国“在欧亚大陆的优势地位”，巩固全球霸权，华盛顿必须直面三大威胁：一是被赶出太平洋沿岸的基地；二是北约被逐出欧亚大陆西部的基地；三是在欧亚大陆广袤的中心地带，崛起“一个自信的单一实体” 。

　　冷战结束初期，华盛顿的外交政策制定者们深信，中国会遵循美国设定的规则参与全球事务，因此在2001年同意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经济迅速发展，不到十年，对美年出口额增长近五倍，外汇储备从2000亿美元一路飙升至2013年的4万亿美元，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2013年，中国凭借雄厚的外汇储备，启动了规模达数万亿美元的“一带一路”基础设施计划，其规模是马歇尔计划的十倍，目标是将欧亚大陆整合成一个统一市场。

　　随着铁路、石油管道等基础设施在欧亚大陆不断延伸，中国逐步巩固了在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主导地位。这一发展态势，恰好印证了布热津斯基此前对欧亚大陆可能崛起“一个自信的单一实体”的担忧。在过去十年间，“一带一路”持续推进，深刻改变了该大陆的地缘政治格局，从根本上动摇了美国长期以来的地缘政治利益。有四个事件，乍看毫无关联，实则都受到地缘政治变化这股无情力量的驱动。

　　第一件事，2021年8月，美国在阿富汗的地位骤然崩塌，华盛顿被迫进行了一场屈辱的撤军，结束了长达20年的阿富汗占领。这背后是北京与阿富汗周边所有中亚国家签订了大规模发展协议，在一场悄无声息的地缘政治博弈中，让美国军队在阿富汗的长期驻扎难以为继，混乱且失败的撤离也成必然。

　　第二件事，仅仅6个月后的2022年2月，俄罗斯总统普京下令入侵乌克兰。这一行动削弱了北约的影响力，也冲击了西方联盟。按照布热津斯基的观点，这可能会致使美国被挤出欧亚大陆。普京和北京加强关系，双方签署联合声明，对“北约的进一步扩张”予以谴责。之后，莫斯科面临外交孤立和欧洲贸易禁运，便将大部分出口转向中国，双边贸易额迅速增长30%，达到历史新高，而俄罗斯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和中国在地缘政治上的合作。

　　第三件事，华盛顿在中东被边缘化。长期主导中东政治的宗派分歧，以一种完全意想不到的方式得到了解决。此前，北京与伊朗签署了价值400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协议，还让沙特阿拉伯成为其最大石油供应国，随后成功促成了地区宿敌——什叶派伊朗和逊尼派沙特阿拉伯之间的重大外交和解。

　　第四件事，北京正争取欧洲与中国建立全球战略伙伴关系，不听从美国议程。

　　中国一直在欧亚大陆缓慢且隐秘地增加投资与影响力，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控制水平，同时引发了强大的政治变革力量。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的收获就是美国的损失。北京巩固对欧亚大陆控制的每一步，都在削弱华盛顿在这片战略大陆上的影响力，进而削弱其曾经强大的全球实力。

　　随着在欧亚大陆实力的不断增强，未来十年，北京有可能像将美国赶出阿富汗那样，突破美国沿太平洋沿岸的战略边界，美国海军可能被推回到从日本到关岛的“第二岛链”甚至更远，这是布热津斯基判断美国全球实力真正衰落的关键标准。到那时，华盛顿的领导人可能又会处于外交和经济的边缘地带。美国正是害怕失去这样重大的地缘政治利益，才不断发起对华新冷战。

　　五、“特朗普革命”将螺旋式上升

　　正是上面这两大裂缝长期得不到弥合，甚至愈演愈烈才导致华盛顿建制派之外的看似边缘人的政治素人特朗普一次次死而复生、绝处重生，并且势力越来越强大。

　　美国政治之所以迷失了方向，是因为拜登和特朗普代表的是两个相悖但同样问题多多的政治路线，而且更明显的是拜登所代表的建制派的老路线的失败更明显更确定无疑。拜登刚上台时，有人认为特朗普主义只是一个偶然，在建制派的努力下，一切将回归正轨。但是拜登执政四年后，美国霸权的两大裂缝更扩大了。

　　尽管拜登实行了比中国还多的产业保护法规，美国制造业并没有实现回流和振兴，间接造成军事技术进一步衰落。这导致美国在俄乌战争中总的来说走向失败。这导致以中国“一带一路”为代表的欧亚非大陆的经济政治融合大步推进，在美元霸权之外建立了一个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欧亚非大陆国家的独立循环的经济体，在地缘政治上对美国长期所赖以统治世界的海权构成终结性的威胁。美国金融霸权失去了经济和地缘政治的支持后，唯一能改变状况的手段是军事打击。但是由于美国经济过度金融化和全球化，导致制造业衰落，军事技术衰落，军事也依靠不了。军事霸权的衰落必然导致美国所赖以为生的金融霸权难以为继。

　　拜登政府在执政的后两年试图凭借加息手段将国内风险向外转移，这对拜登全球主义建制派而言是最后一次自我证明和自我救赎的契机。然而，此次行动完全失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的深层政府也束手无措，不得不病急乱投医，主动或被动地支持特朗普上台试试新的花招。

　　拜登秉持的全球主义路线，仍竭力维持所谓的“美国治下的和平”，他们认为美国依旧是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美国应凭借强大实力，在全球范围内维护其主导地位，积极介入国际事务，构建符合美国利益的国际秩序。特朗普则奉行孤立主义路线，倡导“美国第一”，认为美国实力已无法兼顾全球，只能专注自身发展，重振美国经济与实力。

　　从某种程度上讲，两种理念和路线都有其合理性。拜登的全球主义路线有美国长期积累的国际影响力与实力作支撑；特朗普的孤立主义则反映了美国在国际事务中面临的现实困境。这样美国的发展方向就难以辨别了。美国人并非缺乏基本理智，对于明显荒谬的主张，他们能够辨别。问题的复杂性在于，这两条路线看似都言之有理，却又都存在诸多问题。所以，在未来，这两条路线的斗争仍将异常激烈，并导致特朗普革命可能暂时受挫，但由于美霸权背后基本矛盾的推动，它又会卷土重来，逐渐螺旋式上升。在这过程中，美霸权可能像里根主义一样以快打慢，吃掉欧亚大陆某大国而维持几十年，而更有可能的是，在内斗不断升级中迎来美帝国的瓦解和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