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停战谈判的错综复杂程度，在外交历史上是罕见的。在这场较量中，毛主席不仅要考虑怎样对付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十七国，而且要考虑如何处理中国与苏联、朝鲜和社会主义阵营其他国家的关系。怎样实现中国利益最大化？怎样在此前提下兼顾其他必要的战略性考虑？都是主席不能不慎重考虑的。如何处理中苏关系、中朝关系、中美关系，是对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重大考验。
毛主席在处理停战谈判期间的中苏关系的过程中，对每一个语言细节都做了充分的考虑，尽可能做到了巩固中苏同盟同时实现中朝方面在谈判过程中的利益最大化。
朝鲜战争离不开二战之后美苏两极对峙的雅尔塔格局。所以，站在世界全局角度，毛主席认为，停战谈判过程中，保持联苏抗美的战略非常重要。所以，在设计停战谈判的条款内容时，主席特意咨询了一下斯大林的态度。主席设计的条款内容主要如下：（一）“双方协议同时发布停火命令。双方海、陆、空军自停火令发布时起，在朝鲜全境实行停火及停止其他敌对活动”（二）“双方陆、海、空军各自三八线撤离十英里，在三八线以南及以北各十英里的地区，成立非武装区。该非武装区之民事行政，恢复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以前之状况，在三八线以北由朝鲜人民政府管辖，在三八线以南由南朝鲜政府管辖”（三）“双方停止运输(包括陆运、空运、海运)军火、军队或补充部队，由朝鲜境外到朝鲜境内去以及由朝鲜境内运输到第一线部队中去”（四）“设立中立国监督委员会，由双方各推荐未参加朝鲜战争之国家之同等人数之代表组成之”（五）“双方释放战俘。在停战后四个月内，由双方各将对方战俘全部分批交换释放之”（六）“一切外国军队，包括中国志愿军在内，限期(例如在三个月至四个月内)分批自南北朝鲜撤退完毕”（七）“南北朝鲜双方的难民限期(例如在几个月内)遣回原地”（《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五册）》：《关于停战谈判我方应提出的条款等问题给斯大林的电报》）这七条内容，无一不向世界充分展现了中朝方的谈判诚意、保证了中朝方处于有理地位、使中朝方面占据了政治主动。罗列七大条款，展现了主席的高屋建瓴。
大有深意的是，毛主席特意在第三条内容后面加上了这句话：“估计敌方可能提出此项条文，故我方似应主动提出或者此条的后一句不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五册）》：《关于停战谈判我方应提出的条款等问题给斯大林的电报》）这体现了毛主席确实是心细如发的政治家。一方面，主席精准指出——我方主动提出停止从境外运输军火、军队补充部队，显示了我方在接受和平谈判上的诚意、从而使我方掌握了谈判的主动权；另一方面，主席认为第三条的后一句，也就是“由朝鲜境内运输到第一线部队中去”（《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五册）》：《关于停战谈判我方应提出的条款等问题给斯大林的电报》）可以不要。可见，主席认为这一句可能会使敌人认为我军已经怯战、迫切希望不战，所以提出这句可以不要。这和主席之前在给高岗、金日成的电报中说：“和谈如何提法，我们觉得在目前两个月内朝中军队取守势的时候，不宜由朝中两国提出，而宜用下列方式:(一)等待敌人提出;(二)由苏联根据凯南对马立克的谈话向美国有所表示。以上方式可以同时做，即一方面有苏联有所表示，另方面如果敌人提出时，朝中两国可以表示自己的态度。究以何种方式为宜，请你们和菲里波夫同志商量决定。”（《毛泽东传》：《第45章、抗美援朝(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是一个道理，也就是丝毫不能让敌人认为我军怯战。
但是，主席为什么还要在谈判条款中加入后一句他认为并不需要的设想呢？这恰恰是主席的精明之处。由于“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1951年6月23日在联合国新闻部举办的‘和平的代价’广播节目中发表演说，提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建议”（《毛泽东年谱（1949-1976）》1951年，五十八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表现了对于朝鲜停战的强烈要求，中朝双方在政治表态方面，必须注意尽最大可能地和苏联一样充分展现和平的诚意，从而尽最大可能得到苏联的信任和支持。联合苏联是当时新中国制约、反抗美帝国主义和推动国内经济恢复的必要战略。提出“停止运输军火、军队或补充部队到第一线部队中去”，无疑是更加强烈展现和平诚意、和马立克6月23日关于朝鲜停战的讲话精神更加贴切的。所以，主席在给斯大林的电报中，不得不把这一点考虑进去。但是，毛主席又深知不能在中朝军队取守势的时候过多展现对前线停火的需求，所以同时还提到“此条的后一句不用”。主席的态度非常清楚，就是告诉斯大林，我们希望和你们在争取和平的政治态度上保持尽可能的一致，但是过于强烈的表态感觉对我们来说没有的话更好。这样，主席就做到了统筹兼顾：一方面给了苏方充分的信任和客气，展现了合作的诚意；另一方面表示了我方的实际态度，暗示他们——我们也考虑“此条的后一句不用”，这样对我们有利。
由于多次领略过精明程度极度惊人的毛主席的厉害之处，这次斯大林理解了毛主席这段话的言外之意，于是接受了毛主席关于“此条的后一句不用”的建议。所以，主席告诉金日成：“关于第三条内是否应将‘停止运输军火、军队或补充部队到第一线部队中去’一点加进去的问题，菲里波夫同志（斯大林代称。——引者注。）认为不要提出，但如美国人提出这种建议，则可以接受。”（《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五册）》：《关于朝鲜停战协定条款等问题给金日成等的电报》）这句苏方认为不要提出的话，实质上就是毛主席需要苏联捅破的一层窗户纸。斯大林捅破了这层窗户纸，也就是理解了主席的表述的真实含义。这层窗户纸也只能由作为中共盟友的苏方来捅破。从这一历史细节之中，我们就能看出毛主席处理中美谈判时兼顾中苏关系、在语言细节中巧妙处理中苏关系时炉火纯青的斗争艺术。这和当年淮海大战的时候，首先提出孤立刘峙集团于长江以北的是主席为首的中央军委，但是捅破窗户纸的、提出全歼刘峙集团于长江以北的只能是粟裕为代表的贴近前线的指挥员是相似的道理。
毛主席在第四条内容后面做出的解释，特别是其中的最后两句，更体现了主席的精细、厉害之处。主席说：“估计敌方可能提出类似条文，故我方主动提出此条。但实行此条将会招致许多麻烦，敌方推荐的‘监督委员’将在中朝国境线及北朝鲜的各交通要站检查我军的运输车辆。或者我方不主动提出此条，待敌方提出时再由我方接受之。究以何者为宜，请你酌定。根本拒绝设立监督机关，似不适宜。”（《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五册）》：《关于停战谈判我方应提出的条款等问题给斯大林的电报》）毋庸置疑，中朝方面主动提出设立监督委员会，可以充分展现中朝方面更大的和谈诚意，不仅和马立克关于和平问题的演讲精神高度贴合，而且有利于和谈已成定局的国际大气候条件下中朝方面充分占据政治主动。这和后来金日成在粉碎美帝国主义夏季攻势期间、在战争为主的大气候条件下提出的“设立中立国监督委员会”的建议性质完全不同。这一条款和前线无关，也不会像第三条后一句那样影响美帝国主义对我方前线状态的判断。所以，这无疑是有利于中朝方面在谈判过程中争取主动地位的正确条款。
但是，如若提议设立中立国监督委员会，中朝方面提议的中立监督国，必然有苏联和欧洲的其他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这样的话，苏联及其同盟者在处理朝鲜战争停战谈判问题上就会付出更多的精力并时刻提防在问题处理过程中出现美苏矛盾激化。所以，这一条款对中国、朝鲜有大利，对苏联来说，则要复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苏联愿意不愿意付出这个时间和精力去极端谨慎小心的担负起这个责任？只能由他们自己决定。所以，心细如发的毛主席告诉斯大林：“究以何者为宜，请你酌定。根本拒绝设立监督机关，似不适宜。”（《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五册）》：《关于停战谈判我方应提出的条款等问题给斯大林的电报》）毛主席这句话，可谓算无遗策、天衣无缝。主席就是要告诉苏联方面：这件事会使你们付出比较多的时间和精力，而且对你们来说比较复杂，所以你们愿意不愿意付出这个时间和精力，由你们自己决定。但是，即使你们不同意付出这个时间和精力，如果美方非要提出设立中立国监督机关，我们为了展现和谈诚意也不可能拒绝设立中立国监督机关。你们答应，我们主动提出，我们就可以最大程度的占据政治主动地位，但是你们要付出的多一些，这是对中朝来说的上策；你们不答应，我们不主动提出，人家主动提出来的话，我们为了尽可能保持主动地位还会请你们出来做中立国，这样的话你们还是会付出的多一些，这是下策。
看到毛主席的这段话，担心美苏矛盾加深的斯大林为了尽可能减轻苏联方面的压力而选择了下策——看美国人态度，他们非要设中立调停国的时候、苏联不得不出面的时候再说。于是，第四条成为了七条谈判意见中斯大林唯一不接受的一条，而“以上六条，已得菲里波夫同志同意，并认为应当坚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五册）》：《关于朝鲜停战协定条款等问题给金日成等的电报》）而关于第四条，毛主席致电金日成时提到：“关于设立中立国视察委员会的问题，菲里波夫同志认为不要主动提出。但如美国人提出由联合国组织视察委员会的建议的话，我方必须拒绝这个建议，其理由是联合国是处于交战一方的地位。然后可以将我方的反建议提出去，即:‘设立中立国视察委员会，由双方各推荐未参加朝鲜战争的国家的同等人数的代表组成之，负责视察协定各条的实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五册）》：《关于朝鲜停战协定条款等问题给金日成等的电报》）为了争取苏联在空军、火炮以及工业化建设方面的支援，接受这一下策，也是必要的。虽然由于苏联对于设立中立国的不积极态度导致中朝方面没有主动提出这一条款从而无法在政治上进一步充分占据谈判主动地位，但是这有利于巩固中苏同盟。出于联苏抗美的长远战略考虑，主席对此选择了接受。
可见，指挥抗美援朝停战谈判，主席不仅要处理好中朝关系、中美关系，而且还要处理好中苏关系，甚至要考虑美苏关系，从而不仅在谈判桌上说服美帝，而且巩固、加深中苏在反美方面的同盟关系。综合以上各种因素，毛主席制定了尽最大限度实现中朝方面在谈判中取得主动地位的条款，并在其中考虑了巩固中苏同盟的战略因素，成功清晰的处理了这一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
毛主席在处理中美关系的过程中，展现了一以贯之的独立自主精神，亲自制定了“以痛打促和谈”、“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方针，掌握着谈判桌上的主动权。
毛主席不仅要考虑正确处理中苏关系，而且非常慎重的正确制定着对美帝国主义的办法。在抵抗美帝国主义的夏季攻势期间，金日成曾提出设立中立国监督委员会从而尽快促成和谈。8月27日,周总理起草了经毛主席审定的致电斯大林，指出：“敌人在谈判中因军事分界线问题相持不下便采取了连续的挑衅行为。我们给了坚决的回击。我们宣告停会，等待敌人负责处理此事。如得不到满意答复，就让会议停开一个时期，以压低敌人的气焰，但我方不主动宣告破裂。等拖一个时期后，如果敌人有愿意重开谈判的进一步表示，我们拟主动地提出一个转弯的办法，促其接受。”（《毛泽东年谱（1949~1976）》1951年，五十八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关于“转弯的办法”，“金日成同志建议为了开城中立地带的安全，邀请中立国家的代表作为谈判期间的监察员和证人出席谈判，并以此作为恢复谈判的必要条件。此外，这些代表还可以在将来控执行停火的组织中发挥作用。”（《俄罗斯解密档案选》：《中苏关系卷（第三册）》）对于金日成的建议，毛主席不做评价。同时，毛主席问斯大林：“您如何看特这个问题?您是否认为有必要或者有什么更好的方法?”（《俄罗斯解密档案选》：《中苏关系卷（第三册）》）29日，斯大林回电，“同意来电对情况的估计和采取的方针。”（《毛泽东年谱（1949~1976）》1951年，五十八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并否定了金日成设立中立国的建议，认为这会导致中朝被认为在美军夏季攻势压力下更迫切于停战。但是，“转弯的办法”是什么，斯大林也没回答，可见他也说不清楚。
毛主席对金日成的建议不仅不做评价、而且问斯大林有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可见毛主席对金日成的办法并不满意，并希望找到更好的办法。遗憾的是，斯大林在对金日成的建议表示否定同时，也没有给出一个正确的办法。于是，毛主席亲自定下新的方针——先痛打，再讲和。无论是《毛泽东年谱》还是《俄罗斯解密档案选》都显示，从1950年8月27日到10月25日，中朝方面所坚持的这一方针完全是毛主席亲自制定的，而不是苏联或朝鲜建议下实行的。这一期间，中苏商量的主要是装备费用和军事顾问的问题。
从8月18日到9月18日，我军在夏季防御战取得了胜利，沉重打击了敌人的野心。夏季防御战即将胜利的9月13日，毛主席致电李克农，指出：“乔埃的表示，是敌人已在转弯。我方应掌握主动，提议或同意在开城复会。”（《毛泽东年谱（1949~1976）》1951年，五十八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但是，失败的美帝国主义仍然贼心不死，又发动了秋季攻势。结果，美军再次大败而归。经过两次防御战，我中国人民志愿军歼敌11万、仅仅伤亡3.3万，取得了重大胜利，掌握了足够的谈判筹码。
10月18日，我军即将取得秋季防御战的胜利。于是，毛主席致电李克农，指出：“目前我方在联络官会议中的方针，应是迅速促成复会，态度是既不急，也不拖，而要适时地主动地提出双方可以接受的办法，以解决一些枝节上的问题。凡是我们已经准备修改的办法，或非主要的问题，不要在头一天或前一次会上或在新闻报道上说得那样死，那样不可更改，应该为下一步文章留有余地。”（《毛泽东年谱（1949~1976）》1951年，五十八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这就是有理、有利、有节——有理和有利在于我们打了胜仗多了，所以更主动了、和谈筹码多了，有节在于我们打赢了之后主动提出和谈。怎样迅速促成复会？主席也在这里运用了炉火纯青的斗争艺术——先谈一谈枝节问题、提出一些非主要问题、不把话说太死，引导对方先坐下来谈谈试试。这就是“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策略。10月25日，连续打了两个败仗、不占理又不占利的美国被迫回到了谈判桌。
“以打对打，以谈对谈，不好好谈就狠打，打服了你就好好谈”、“将欲取之必先与之”，这就是主席亲自制定的对美帝国主义斗争方针。打着夏季防御战的时候，像金日成那样主动提出设立中立国监察委员会，是不合适的，因为当时的大气候是战争，主要任务是歼敌攒筹码，所以主席对此不予采纳。但是，到了和谈成为大气候、我方已经充分掌握主动权的时候，再提出设立中立国监督委员会，就是展现我方和谈诚意、更有利于我方夺取政治主动权的正确策略了。所以，12月初，主席提出，为监督双方行动,“双方同意邀请在朝鲜战争中的中立国家的代表成立监察机构，负责到非军事区以外的双方同意的后方口岸，进行必要的视察，并向双方停战委员会提出关于视察结果的报告”,“如对方拒绝我方补充建议，仍要求双方作自由视察，应予坚决反对”（《毛泽东年谱（1949~1976）》1951年，五十八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身正不怕影子斜，真心诚意想和谈，才会理直气壮的要求有第三方中立国监督。果然，“美方代表完全没有料到朝中方面提出中立国监察问题”（石仲泉：《毛泽东与抗美援朝》，第98页），被毛主席打了一个措手不及。
毛主席对付美帝国主义的办法，实质上还是“有理，有利，有节”的继续具体化运用和发挥——你们无理取闹、侵略我方，我方就正当反击，这是“有理”；以狠打促和谈，打的胜仗越多，和谈筹码越多，这就是“有利”；打胜仗的是我们，主动在打赢之后要求和谈的也是我们、提出一些枝节问题引诱你们坐下来谈，之后还适时提出“设立中立国”从而表示了充分和谈诚意的还是我们，这就是“有节”。在毛主席亲自指挥下，我方在停战谈判过程中精准保持了主动地位。
综上所述，在毛主席指挥抗美援朝停战谈判的过程中，无论是处理中苏关系还是中美关系，他都展现了心细如发的性格特征、令人震惊的无比精明、炉火纯青的斗争艺术和杰出高超的外交才能。毛主席对抗美援朝停战谈判起到了决定性的领导作用，是任何人都无法替代的“精心谋划停战谈判的总设计师”（石仲泉：《毛泽东与抗美援朝》，第7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