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论战文，批驳了一种被作者称之为“家长制”的社会主义。
原编者按
本文是一篇论战文，批驳了一种被作者称之为“家长制”的社会主义。
这一观点认为，社会主义工厂的负责人应扮演一个“好父亲”的角色，而全国的经济则由计划进行调控，工人阶级将在这种社会与经济的协调和规范化中实现自己在经济上的公民权；而一旦生产方的工人和管理层拥有了更多的自主权，这种工人自治和民主的产物，反而导致了厂长的权威和生产的混乱，并最终葬送了社会主义。
本文的作者则认为，恰恰是这种所谓的“家长制”，使得现实的社会主义成了实质上的威权主义，对于计划，作者认为比起集中统一的计划，社会主义更需要的是一套自下而上的、全局且基于反馈的系统性计划。
作者的反问十分振聋发聩的：“当工人们习惯了“好父亲”的管理时，还如何当一个‘独立的成年人’？”
我们赞赏作者对于无产阶级个体参与历史进程的主动性的呼吁，但抛开具体观点与结论，我们对本文仍有几处行文上的建议，在此与原作以及读者分享交流。
1. 本文主要探讨“家长制”，但对家长制需要有更清晰的定义或简要的阐释；
2. 文章前一部分输出了作者本人的部分观点，如能辅以历史材料来佐证，说服力将大大增强；
3.本文作者称，其批驳的主要是注1一文，但本文中批驳的观点有些在注1中无法定位到，因此我们推测本文作者所批判的实质上是一类观点。希望作者可以在引文上多下功夫。
至于作者的观点，本文中作者担忧国家机器的强大将会对民主以及工人的主体地位产生威胁，我们也就此抛出一问与读者共同交流：国家机器是否天然地站在人民的对立面？人民或无产阶级自身能否掌握国家机器？
文| Ramen
按| 山火
权威发展
对于权威，从历史角度我自身并非全然否定的。亚洲的新兴资本主义国家和其发展过程中几乎都离不开权威，可以说就像老马所言，在那些资产阶级没有力量去发展资本主义，而新兴的工人阶级力量又过于弱小的地方，最终多半都是权威官僚取代了这个历史任务。但俄国毕竟不是法国，布尔什维克也不是拿破仑。这里的问题在于无论如何都无法超脱的客观现实，也即试图在一个工人少数派的地方建立一个以工人为主的“工人国家”，在这里，甚至为数不多的工人都带有强烈的“农民痕迹”，要么和农村公社仍然保留着联系，要么自身就还带有着从乡村中留下的意识，无论如何，就像民主不可能“从地下唤起”一样，社会主义也不可能“从地下唤起”。
从这个意义上我并不否认先锋队，也不否认权威在历史合理性上的存在。但我在这里的目的却不是像答主一样歌颂权威，并高呼其不可替代，乃至是要作为维持“社会主义”的必要永恒。问题是，权威何以支持社会主义？
可以说所有的权威主义都共享一套原叙事，无论是儒家的仁君还是法西斯所推崇的革命贵族，以及文中所说的权威化后的先锋队——他们共同的特征就是都依赖于一个没有偏心且无私朝前的存在。这个存在的目的会根据各个意识形态的主张有所不同，但是都无一例外的是“向前进”的。他们往往被描绘为是绝对的忠诚于这些意识形态的目的，时刻、不断、高瞻远瞩地带着所有人，带着所有社会“向前进”。这种理想型的存在，可以说是某种意义上的完美家长，一个从天上降下来的化身，一种政治上的哲人王。我丝毫不怀疑，如果“王”真的存在，时刻正确，时刻光明且没有私心，那人类的任何目的都能达成。我当然也很愿意服从这个“王”的统治，因为我知道他总是正确，总是以我的利益为他的利益，他是绝对的智者和王者，心中只有别人而没有自己。
可在实践中的最首要的问题就是腐化，家长制的统治确实展现了其伟大的控制，乃至是在一段时期内高速发展，哪怕在各种内耗之下也照样爆出庞大的建设和生产力。但问题在于，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目标吗？或者说，生产力成熟了，社会主义就会自动到来吗？显然苏联的内爆和资本主义经济体到如今的发达，无一例外不证明了，单纯的技术或生产力并不会自然而然的带来社会主义，你还需要政治上的过程，需要切实的去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体制，才能将那些生产力转化为“社会主义的薪柴”。
如果我们说社会主义是需要“建设”的，那家长制下的官僚可以承担这个责任吗？为什么他们要承担这个责任？如果说第一批少数的先锋队带着极其强烈的意识形态热忱，你说他们可以，那我姑且还相信。那第二代呢？第三代呢？科层制之后的数十万乃至百万的官僚呢？当人数足够多时，单纯的意识形态热忱必然会稀释，取而代之的只剩下这座庞大机器的运作“规则”。他带有的惯性只会在日益繁杂的运作中锈蚀，然后停下来。自上而下的服从会让理想者被染成媚上者，不接受批评的家长全然不会理会那些“无法容忍”的意见——谁来保证他们走的方向是“社会主义”？谁又来保证他们是往前走而不是原地踏步？谁来保证他们不开倒车？
我这里谈的不是特权亦或是谋私，乃至是欺压乡里一类的“腐败”，而是谈论先锋队的“先锋不在”，从一个更抽象的意义上讨论“腐化”问题。如果停下了奔往“社会主义”的脚步就是“腐化”，那么无论是原地踏步还是开倒车都毫无疑问的等于“腐化”。家长制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那就是他作为最大的家长，只有他“鞭策孩子”而没有“别人鞭策他”的道理。也就意味着，不存在任何阻止其腐化的“制度内”负反馈。能够阻止腐化的只有官僚自己，可这就像矛盾一样，衔尾蛇不断地吞噬自己的尾巴，要自己把自己吃掉。官僚需要靠自己来防止自己的腐化，他同时是运动员和裁判——这能发挥什么作用吗？恐怕是绝无可能的。权威论点认为民主论点是在信仰一个空中的民主，但是反过来，也可以说权威似乎是在信仰一群绝对的哲人，在这方面几乎没有区别。
当谈论到有机社会的时候，这一论述其实非常像法西斯的那套法团体系。整个社会就像有机体，各有各自的位置。但我时常觉得这个类比实在过于老套了，结构功能主义就喜欢谈论这些，用器官与身体类比个人与社会，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位置，发挥对应的功能——但历史与现实证明了并非如此。功能尽管是存在的，但社会却不是时刻“和谐运转”的。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恐怕都不会否定“斗争”，如果“斗争”存在于一切历史之中，那么“社会主义”呢？难不成他真的就是一个纯净的乌托邦，消灭了一切斗争？还是说只存在“对资本主义的斗争”而不存在“社会主义的内部矛盾”了？
如果我们从系统的角度来看待社会的话，反馈与负反馈必然时刻存在。现实中的生命有机体，其关键在于维持自身的稳态，从而维持自身的生存和繁衍，如果前者是稳定后者是发展的话。那么社会主义的目的当然也不能只在于维持自身而“和资本主义斗争”，也还有“向前走”这样一个目的。那么如何向前走？就需要有一个重大的推力去推着它，同时也需要一个反作用力，防止它后退，或是防止其怠惰的留在原地，基于各种原因而不愿前进。
在权威论者的所谓的有机社会中，只是复制了结构功能主义中的“功能”，却是缺少这种反馈的。有机社会的设想几乎就像一个静态的综合体，只有控制而没有前进，甚至没有阻止他们开倒车的刹车。任何社会斗争都是危害这一完美“有机体”的“病菌”，他们不将其看做来自社会的“反馈”，而只将其看做“威胁”。可这“威胁”到底是谁来定义的？那当然是家长。但如果这些“威胁”其实只是反对“家长”而不是反对“社会主义”呢？如果这些“威胁”只是要更好的要求“家长”履行自己的职责，去建设社会主义，去解决社会问题，而不是天天停留在原地呢？
谈到工人反对派，权威论点的第一反应几乎都是禁止，可有时候这种反对恰恰是社会反馈的体现——有可能是倒车的，但也有可能是前进的——连资本主义都能将对它的反对内化为“制度内”来解决，甚至反过来“改良续命”，怎么社会主义还做不到这点？好像一允许社会发出反对，就必然退向资本主义，只能依靠强制的家长手段维持——那么这样一个不愿接受任何社会反馈的社会主义又如何前进？他的维持乃至是存在真的是“合理”的么？如果说早期还是早产儿，所以必须要家长监管，那之后呢？什么时候才是长大？还是早就长大了，却被某些家长硬塞进襁褓里？权威论点如何信誓旦旦的断言那些反馈都是“摧毁”和“必然走向对资本的倒退”？
无产阶级专政对无产阶级的不信任
这是任何左翼权威主义的症结，号称自己是无产阶级的统治，但却始终要对无产阶级保持一种家长式的自上而下的监控，才能去保证这种专政。这种论点从根本上就不信任无产阶级，不觉得无产阶级能够自发的去建设社会主义。甚至这里的“无产阶级”都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其内涵到底是什么？在什么样的历史背景下？怎样的思想？表达了怎样的观点？这些观点始终是反社会主义的吗？还是说基于某些原因，这些利益和倾向使得他们像资产阶级那样，让自己的利益和资本主义牢牢地绑定在了一起？说无产阶级“始终会让社会主义倒退”就好像说“资产阶级始终会让资本主义倒退”一样奇怪。
即便近代的权威发展型国家，资产阶级的确都是支持权威当局的，但我们能否认在另一个历史条件下他们又是反对权威当局的么？当权威当局有利于资本积累时，资产阶级就是支持他们的，因为这有助于他们的利益，反之也是如此，因为这危害了他们的利益。那么，为什么我不能说工人也是如此？在资本主义中支持改良，那是因为这在其所处的历史背景下对自己有利。而在社会主义之下，他也可以是支持社会主义的，因为这在其所属的历史背景下对他有利——只要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加让其获利，他自然就会支持社会主义，这不正是社会主义的本意？还是说权威论点打算从根本上否定社会主义对工人利益的代表，甚至连资本主义都不如？
这种不信任几乎是没有理由的，如果工人们已经具备了统一的阶级意识，并愿意自发的建设社会主义，同时出来自发的监督官僚，充当那个推动社会前进的反馈时，此时的家长管控，反而会成为一种阻碍社会主义继续前进的负面力量。自由王国的实现必然有一个过程，如果自由人的联合体指的是一种直接民主的实现，那么显然民主的实现也是需要过程的。即便是资产阶级民主，也是从早些年间的限制选举走到今天的普选制，这种民主意识的形成始终是逐渐的。如果时刻保持一种家长式的控制，这个自由王国会从天上降下来吗？还是说在家长制的意识形态强力管控之下，永久的悬在天上？
自治化的结果让社会松散，处于一滩流沙的情景，并且提供一个可以“协商”的劳动局和宽容的桌子消解大多数的组织化阶级暴力。[注1]
在资本主义的社会下，或许还能说这种“制度化”维护了整个资本主义体系，将高烈度矛盾给内化解决了。那么社会主义之下呢？为什么社会主义不能将这些“试图挑战社会主义的矛盾”内化解决，从而维护社会主义的运行？非要等矛盾爆发，所有人被一个野心家的呼吁鼓动，然后出来摧毁一切？一个无产阶级专政为什么会对无产阶级如此的不信任？甚至是比资产阶级还要惧怕？连一刻也不能将统治的权柄放下，并断言其只会导致混乱和破坏？
并且这里和后文还是冲突的，这点放在下节讨论。
尽管这些左翼权威论点也一定会肯定这一点，那就是“先锋队的最终目的就是消灭自身”，但如何消灭这一过程，却总是抽象的，好像到了某一天之后，先锋队只要宣布我们不存在了就可以了。好像没有过程，没有具体的实践内容，“如何走向消灭”在这个意义上被彻底悬置了。比如我们可能会强调在发展的早期阶段，一定程度的家长之管控，去将现代化的、原先无产阶级因生活困苦而难以接触到的理论灌输下去确实是必要的。先锋队要肩负的不仅仅是灌输“社会主义的经济理论”另一个任务就是将“民主的意识”也灌输进去——就像资产阶级不断的灌输那一套根植于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一样，先锋队也必须要将根植于社会主义的民主灌输到工人中去，以为那个最终的目标，也就是“工人的自立”做准备。
以国家机器的宽容换取CAP的有机秩序和社会霸权，无产阶级专制则是相反，进入自由王国的之前，国家的自我灭亡同样是国家权威的强化，无产阶级专制的国家机器将会深入社会的方方面面，只有这样，国家机器才能被公民社会全面取代，工人阶级因为社会化的过程中，在他们的政治生活强化自身的地位，工人阶级的主体性在运动中不断强盛的同时作为先锋党的领导权力也逐步消解，工人也将成为真正的现代君主。[注1]
作者显然不否定这一点，但却在潜在中过度的跳跃了。这就像我上面所说的——民主仿佛从未有过程——当人们已经习惯了一个“万能之父”时，还如何去追求“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的公民社会？何来的“国家机器才能被公民社会全面取代”呢？而这点也和我上面所引用的那段相互矛盾，一方面恐惧于“自治”带来的松散和“流沙”，另一方面又认为最终会取代国家机器的是一个公民社会，工人阶级不断地强化自身的地位，最终成为主体，走向工人自治——那到底如何呢？权威还是自治？以及关键的是，过程如何？
孩子总会成年，不可能永远的生活在家长的臂膀之下。无产阶级总有一天会成为一个自立的存在，他们可以有足够的能力自我管理，有足够的能力脱离家长的管控——最终彻底实现先锋队对自身的取消，必然要有一个能够自我管理的无产阶级存在。但一堆习惯了老父亲的巨婴能实现这种自我管理吗？这种自立和成长必然会需要一个过程，可在权威论点那里，这个过程始终是缺位的。仿佛未来到了某一天，长期家长管控下的工人们，他们的意识形态可以在一瞬间转到自由王国，可以一瞬间的脱离所有人的管制，成为自由人的联合体，可以一瞬间的用最民主的手段去解决问题，用突然出现的完整公民社会取代国家机器。
如果我们认为自由人的联合体是一种直接民主的话，那么这种民主的过程又是怎样而来的？家长是如何能顺畅的过渡到民主？如果工人是孩子，那这个孩子就是18岁生日的前一天，还时刻离不开家长，到了仅仅一天后的18岁就瞬间成人，在思想和意识上都极度成熟到能自立——这可能吗？结果就是，事实上的先锋队在这个过程中永不放手，不去训练人们的民主意识和公民社会的开发，那就将会永远的维持他的家长统治，以至于在工人的意识真正成熟之后还存在着，阻碍其发展，窒息其发展，最终变成一股抑制自由王国前进的力量。在前一个阶段的促进者在此阶段成为了反对者，达到一个辩证式的自我逆反，成为了自身的对立。他创造了自己的反对者，却又不愿意接受对自身的取消，而变成了保守的力量。
事实上苏联的公民社会到解体之前都是畸形的，长久的家长制恶果早就显的一干二净了，管控制下根本就没有什么“公民社会”的存在空间，任何自发性的组织和思想都被纳入管控，又何来自治？1920年代整个苏联的公民社会以及自发组织都还算比较蓬勃，但30年代之后就几乎处于压制状态，仅存在少部分被吸纳进管制中，直接成了当局的机构。五六十年代放松管制后略微出现了一些，但也全都是在人事和资金上受制于家长制管控——实际意义上的公民社会组织机会全都在地下活动，反而在长久的压制之下形成了对当前制度的挑战。
换言之压制之下的公民社会不仅不会成为支持的“动力”，反而会不断地“挑战”。问题在于他们始终是活跃在野外的，也从未被吸纳进“制度化”的内核中。时刻拒绝只会迎来时刻的积蓄，然后在某一天彻底爆发——而现实中的这一天就是地图头突然决定放开那天。如果从一开始就保持娟娟细水的引导，最终还会变成一种全面的倒戈么？
资产阶级的庸俗学者不愿意秉持一种辩证式的眼光来看待现实，资本主义在他们那里仿佛是永恒的。而这个问题到了至关重要的先锋队问题上，主张辩证的动态的左翼权威论点却同样显得保守，变成了一个回旋镖打了回来——也如那些庸俗学者一样不愿面对一个先锋队必要取消自身的现实，将当前阶段的暂时手段当做永久手段，时刻的，永恒的，静止的，不变的，就这样维持下去。
苏联的工业家长制属于 传统集体主义叙事+工业公民认同 的单位制，经理必须在这种工厂状态下留住工人，就必须当一个“好父亲”，符合工人们的主流道德，在这种有机的阶级合作范围下安稳地进行生产，和谐的三角形，这就是一种工厂的分工。[注1]
当工人们习惯了“好父亲”的管理时，还如何当一个“独立的成年人”？工人们需要的不是“好父亲”，先锋队应该教育他们的是“如何脱离父母生活”，需要的是教育他们“自我管理”，如何“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而事实上，一个更为尴尬的问题便是——这种情况下的工人可能连阶级意识都没有形成。也即只存在经济上的无产阶级，而不存在政治上的无产阶级。年轻一代的工人从生来就在企业之中，到死也是如此——从摇篮到坟墓，他们所获取的各种商品和服务都和企业牢牢相连。他们从未经历过与资产阶级的对抗，也从未在政治上有过共同的抵抗和反对。汤普森所言的“开始意识到他们之间有共同利益，他们的利益与统治者和雇主们对立”，于此之中形成的“阶级意识”理所当然的未曾诞生过。而少数作为苗头的工人反对派又被全面压制，那么长期生存在以企业为中心的集体家长制中的工人，对自我的认同就只会更多地建立在“企业”，而非“阶级”内。如同小农将自我的认同建立在共同体中而不是“农民阶级”中一样，他们未曾有过联系，又何尝成为一个阶级？
对大规模组织的压制消灭了意识的形成，从而工人的抵抗除了少部分情况发展为罢工，大多数也只是停留在消极的“生产怠工”之中。这种“安稳的生产”早在75年代之后就已经破裂，当时的一个普遍问题就是体现为怠工。受到了各种高等教育，早已成为市民的苏联工人，相比于过去要“更不好管”了，他们更愿意追求一些独立自主，而不是在这种高强度的权威管理之下当好服从的“合作者”。
所以为什么他们没有尝试其他抵抗而是纯粹的用这种“静默”的形式发出自己的不满？不仅是大范围的压制，“阶级意识的缺失”恐怕也是一个原因，不如说前后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就如上段所说，形成了缺乏-压制-继续缺乏的糟糕恶性循环。
而这对于先锋队来说，可谓是讽刺至极。对于本就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的落后国家来说，“阶级锤炼”原先就是极为薄弱的。而当大部分工人又都成长在一个“严慈家长”之下时，“阶级觉醒”更是无从谈起。无论是自发还是自觉都离不开社会冲突和政治斗争。在苏联不允许冲突，更不存在政治。那么本就没有，唯一能让阶级产生的火焰又被自己亲自掐灭——剩下的还是什么呢？
权威主义者的一个关键性主张是认为当今越发负责的大生产必须要有一个集中性质的管控，可是他恰恰说到了反面。集中性质的管控我丝毫不否定，但是这种集中性质的管控也必然会随着社会发展的日益复杂，而变得必须要更加的精确，更加的颗粒度细腻。而这些对于传统或说苏联式的官僚式管控来说，是无法胜任的。现代的社会生产早就不是上个世纪那种大概的产业类别就能够完善进行的了，其复杂度和纵深度早就不是单个的计划能够实现得了的了。就连现代化的资本主义大生产也是网络式（基于中心和大量分散中小企业），而非是列宁那个时代的垂直整合式（传统的单一垄断）了。
比起集中统一的计划，反而更需要的是一套自下而上的，全局且基于反馈的系统性计划。而这种全局系统计划却不需要一个官僚来运行，它可以是自适应的，也可以是自发运行的，自然也也可以是分布式的——权威主义所认为的官僚式计划，对计划的理解甚至还停留在上个时代，如今这根本就不是一个技术问题，反倒成了意识形态问题。而这甚至都不是一个技术崇拜的问题，认为一切可以诉诸一个计算机大能解决，似乎技术在这里是关键。恰恰相反，在这里“运用技术的体制”才是关键，怎样的体制能够容忍一个分散式的计划，能够容忍各种生产主体参与到计划中来而不是自上而下的指派？
而意识形态问题又源自于其对无产阶级根本性上的不信任，认为无产阶级的自适应和自发无法形成走向社会主义的良善反馈。可现实的问题是什么呢？官僚也不能。其较为粗糙的管理或许在于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还是比较适合的，产业门类不多，只需要大概的需求估算就可纳入计划。可一旦迈入到比较发达的生产阶段，这种粗糙便开始成为阻碍。
作者似乎将所有当年的负面都扔倒了“改革”上，仿佛没有那些改革，没有那些“该死的下放”，自上而下的计划应该会一片和谐才对。然而真是如此吗？那些改革导致了“计划的失序”吗？
苏联的改革与倒塌
柯西金时期的改革和下放，是作者所言的不够集中之后果体现。权力在一定程度中被下放到地方，而更关键的则是企业福利体系，这正是“有机合作”下家长制作风的来源。加强家长制的关键并非是通过增加奖金来实现的，实际上工人的工资并未从这场改革中加多少。真正能提高工人忠诚的是非奖金之外的“社会文化和住房基金”——企业自身因为有了利润提留，使得其有充分盈余能拿出一部分资金，用来投资建设自身的“企业共同体”。而厂长则掌握了分配这些内容的权力，使得工人们更加忠诚于企业——企业-工人之间的合作和家长制在此刻达到完满的合二为一：
通过分配住房和奖金的可能性，工厂管理部门对劳动力的权力得到了加强。一名在企业排队申请公寓的工人希望对管理层表现出最大程度的忠诚，因为工人何时能收到这套住房取决于后者。根据第2号决议，奖金在职工工资基金中的比例有所增加，但仍然较小。就此而言，这一因素对于提高工人更好地工作的积极性并没有起到显着的作用：平均工资仍然以相对稳定的价格增长。……1965年的改革并没有导致产业工人工资基金份额的大幅增加，而产业工人奖金占工资基金的部分（计件工人的附加费从 3.1% 增加到 5.6%）。奖金的实质性影响主要体现在企业管理层（奖金比例从9.2%增加到17%）。
企业建设了一堆围绕着企业的“社会设施”，真正的把企业建成了“共同体”。而住房，这一工人最大的福利，通过对这种“共同体”利益的掌握，企业家长制以及企业—工人的恩惠—忠诚关系彻底得到巩固。这种恩庇主义在另一方面体现为一种“你不给恩惠我就反的威胁”，因此工人在遇到事情时就非常喜欢直接在企业内部解决。
所以为什么是内部而不去找外部的机构呢？核心原因就在于，苏联机构在解决工人问题时会完全的站在官方一边，也就是代表更上层。反而是企业端，尤其是企业管理层，为了保证生产任务能够完成，会进行非常灵活的妥协——只要你愿意回来继续生产就好：
厂长、党委、工会委员会。厂长负责生产，工会委员会负责社会问题，党委书记（苏共驻企业代表）评估厂长和员工的工作效率。生产等级制度基于严格的统一指挥：厂长、车间经理、领班、领班。然而，认为苏联工人完全控制了工厂管理部门的想法是错误的。相反，苏联经济的特殊运行条件为工人在企业中提供了一定的自主权。历史学家M. Piskunov将这种现象称为“自我意志的空间”。
如上所述，苏联工业企业的权力是通过“三角”行使的。因此，存在三个相互平衡的力量中心。在某些情况下，强势厂长主导了党委，但党委书记和工会委员会常常可以质疑厂长的决定。最常见的是，这涉及员工解雇问题。由于苏联没有官方失业数据，而且必须在工会批准的情况下执行特定程序，因此企业解雇变得复杂。以此为基础，员工可以在企业的不同部门之间流动。
所以：
工人们更愿意采取不同的方式——向企业管理层和党委写信投诉，或者退出企业。在苏联经济劳动力短缺、流动性大的情况下，厂长常常被迫向员工做出让步。此外，他还经常对员工违反劳动纪律、偷窃、酗酒等行为视而不见。
如此的关系下，就造成愿意庇护自己的企业管理层，工人自然会更加忠诚。最终结果就是建成了一套苏联独特的法团主义体系，自己在工厂工作，在工厂提供的疗养院修养，孩子去工厂的托儿所、学校，一家住在工厂提供的住房里，出问题了直接找企业端解决，整个就与外部隔绝，宛如过去生活在自然经济中的农民一样：
他与整个社会的联系被削弱，发现自己被融入到一个独立企业的生产和商品分配体系中。所有的这一切都反映在工厂散发的官方口号中：“工厂是我的家”、“工厂是我的骄傲”。研究员 T. Yu. Sidorina 将这种现象称为“社会主义法团主义”，但在我看来，更正确的说法是“苏联法团主义”，因为社会主义是否建立在苏联的问题极具争议性。
家长制在这里当然不是只有负面，这种企业解决一切的“福利”放在我们当今是求之不得的，工人不需要担心任何事情，所有的都会由工厂全部搞定。就像我们怀念的老国企那样，没有各种生活压力——而你唯一需要遵守的就是服从，这里没有什么所谓的直接管理和自我管理，你需要的是服从这一套工厂体系的秩序，服从厂长到上级的等级体系：
企业家长式作风的思想在企业中普遍存在，这绝非偶然，正如一句名言所言：“企业的首要任务是关爱人”。劳动集体不是劳动关系的独立主体，而是被监护的客体。因此，在苏联晚期的公民中，形成了一种对上级的家长式态度：“国家/企业会照顾我们”。社会学家 E. Bogdanova指出：根据宣传文献，自20世纪50年代末以来，几乎每个人和每件事都成为关注的对象。如果说直到 50 年代后半叶，“照护”主要是一个决定与需要帮助的边缘群体（残疾人、孤儿、老年人）相关的社会政策的范畴，那么自 50 年代中期以来，照护就已涉及到社会各阶层、所有社会、职业、年龄群体。 “关爱”的话语延伸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事实上，这导致苏联公民形成了一种错觉，认为没有必要为社会权利而奋斗，这些权利自动地、永远受到国家的保障。
然而永远，真的是永远吗？
谈到“自下而上的计划”，就像答主所说，自然避不开戈尔巴乔夫所论及的“民主经济计划”，但我的主张就很简单，这不过是一种形似而内涵天差地别的两种东西。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从根本上是市场的，尽管他口口声声说着“计划”，但实际上却不过是突然的下放和粗暴扔下来的“企业自主”，在这之后也不存在任何一个新的计划替代，完全就是将市场式的个别企业不加过度，直接放了下来。
在整个苏联人民习惯了旧的关系和意识形态后，突然告知，明天要“民主”了——对于企业共同体中生活了一辈子的工人来说，他会如何做？是依赖惯性选出厂长，还是马上在一夜之间“成熟”开始自我管理？一种不由分说的下放，结果只是灾难性的。
厂长当然不是大公无私的，庇护只是为了巩固自身的权力，丝毫不会妨碍其利用自身的职权，在范围内牟取利益——就如同他们在柯西金改革中给自己捞取奖金一样。地方企业变成了追逐利润的单独主体，销售也变为了市场导向，计划的协调可以说是根本不复存在了。而在后续的改革中，政治开始放开。如此情况下，外部大环境的限制解除，厂长就连庇护都不再需要了。
他们有什么动机去顾及什么企业共同体？为了维持自身权力必须讨好工人——那是在旧有环境下不允许失业，外加必须完成生产任务导致的结果。而今天，只要私有化了企业就是他的，到时候国家暴力自然会庇护他的“合法财产”。生产？我的生产资料想怎么用就这么用。工人？爱干干不干滚，不爽就解雇。如此情况下，他们必然有大量动机去支持资本主义，让自身合法的把整个企业吞食——彻底篡夺一切。
就像前文所说，你不能指望工人一夜之间学会自我管理。戈尔巴乔夫之后，他们当然是延续过去的路径，说到管理，那自然是“家长”的事情。既然管理都与自身无关，而现在坐在位子上得那位家长也一直对自己很好，选他们准没错，对吧？
所以旧的管理层无缝转到新的很奇怪吗？因此，选举出的劳工委员会才还是原先等级结构的延续。与答主设想的“苏联晚期的CTK促进了一部分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这点天差地别，实际上的情况仍旧是家长制的延续——没什么阶级意识的影子：
自上而下引入工人自治的尝试从一开始就失败了。工人无法完全克服与管理杠杆的疏离（73%的受访者一年来从未联系过该部门的СТК[劳工委员会, Совет трудового коллектива]）。 СТК只是通过让车间经理、首席专家和其他中层管理人员参与管理来扩大企业管理的社会权力基础。社会学研究所的研究作者得出结论：在СТК整体职能不明确，以及其成员之间职责分配模糊的情况下，СТК（通常由不少于30人组成）和模仿现有管理机构工作的管理微模型发生了自然转变：集体制定决策 — 集体批准。不平等现象因СТК之外的关系影响而加剧，有时甚至因СТК成员直接依赖于行政管理层而加剧。
亲自观察了几家企业董事选举的A·舒宾对其机制持批评态度。他认为，一个大问题在于，工人们没有接受非正式人士提出的通过代表制而非直接选举方式来选举СТК的建议。从车间和工作队委员会派代表到СТК将能够协调各部门工作，这本可以反映普通工人的利益：
实际上，选举被作为行政部门的一次性活动来进行。结果，工人几乎普遍被排斥在决策参与之外。这种情况的另一面是行政部门和集体都缺乏经济责任感。最终，生产民主演变成了生产民粹主义。厂长可以不与任何人协商自己的决定，只是不断增加工资支付，用钱来收买集体，以防止集体产生重新选举领导的想法。如果国内有一个自由市场在运作，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发生的。但是市场化的引入被推迟了，因此经济民粹主义正在破坏生产。
距离自由市场还差临门一脚，管理层还得顾及一下。在这种“向后过渡”中，工资纯粹变为了管理层用来赎买，以维持自身地位的东西，而工人即便是在选举中也拒绝直接的参与到管理中去——因为他们早已习惯了家长下的被动，管理层管的好不就行了？
当然，也并非所有地区都是风平浪静，比如89-91年经济恶化下的矿工罢工，但这一罢工却不是针对资本主义者却是矛头直指苏联。为什么呢：
1986-1988年国家劳动和社会问题委员会工资部门负责人V.谢尔巴科夫指出，合作社经营者通过与商业工作人员的关系，以官方价格从仓库和国营商店大量购买商品，然后以高价转售给民众。
因此，顿巴斯地区的国营贸易中完全消失了肉、香肠、糖、黄油、奶酪、鸡蛋和药品。商店的货架空空如也。矿工上班时，他们的饭盒里只带煮熟的土豆或粥。所有食品都"流向"了合作社。当合作社经营者以每瓶32戈比的价格收购了该地区所有啤酒，然后以3-4卢布的价格出售时，人们的耐心终于耗尽。顿巴斯的煤炭开采非常艰难，一个掘进工人每班会失去1-2公斤体重，主要是水分。当时一个矿工每班能挣8-10卢布，从井下出来后首先要补充水分 - 喝上两瓶啤酒。现在整个工资都花在这上面了，没有什么可以带回家的。
突然的改革使得整个生产几近崩溃，内外短缺，官倒横行，如此情况下矛头会指向谁呢？但矿工仅仅因此就导致不满了吗：
改革只会加剧煤炭地区几十年来不断发展的矛盾。矿工们的要求涉及改善矿业城镇的粮食供应和矿井的工作条件、夜班的额外报酬、给予矿井经济独立和开展对外经济活动的权利。
没有任何一个矿工关注“苏联国家的存亡”，这本该是“属于他们的”国家才对。比起“自己的”国家，反而是更关心企业利益。诸如自身的工作条件，粮食供应，夜班的报酬等等——而这一经济要求也在后续长期得不到官方解决的情况下演变成政治行动，并被叶利钦当做了枪：
遗憾的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俄罗斯，矿工们成为了叶利钦的核心无产阶级，使他能够摧毁苏联中央。叶利钦后来说道：
"俄罗斯记得1989-1991年矿工罢工对民主运动发展产生的巨大影响，可以说是决定性的。在历史的关键时刻，矿工们的有力言论使我们得以打破党的官僚体制的阻力。"
苏共中央委员会关注工人运动的增长，但当局未能吸引矿工站在自己一边。苏共中央委员会总务部的一份备忘录作者无助地指出：
"最初，矿工委员会的要求主要是社会经济性质的。然而，整体政治和经济危机，国家和经济结构无法快速解决争议问题，煤矿工人经济状况的进一步恶化，使工人委员会在不利于苏共的方向上政治化。
然而，这种大规模的罢工和矿工的集体主义联系紧密，是极少见的。但无论何处，工人对国家和企业利益的分离看待，都表现的极其明显。甚至后续的私有化口号也是与官僚斗争，获取属于企业的利益。因为企业在这里被视为“实际的工人利益”，要将企业都变为工人持股。而这种想法也被当时的资本主义复辟者们利用，开始借此大推私有化。而工人们是私有化的支持者么？是，倒也不是：
然而，谈论大多数工人积极支持企业私有化是不正确的。他们几乎不理解改变所有者法律地位的所有后果。工人们经常被动地跟随管理层，同意将工厂私有化给劳动集体。例如，维堡纸浆造纸厂工会主席A. 扎伊金娜在接受采访时就谈到了这一点，该工厂在20世纪90年代末被工人接管：
"开始有人讨论 - 那时我并不太关注这个 - 说需要私有化企业，说那里有这样那样的困难。既然我们...总的来说...好吧，要私有化就私有化，按第一种方案更好 - 那就按第一种，按第三种更好 - 那就按第三种。我至今仍认为，所有的不幸都是因为我们具体地说，因为我们 - 嗯，普通人 - 也就是说，他们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就不关心以后会怎样，相信某人的话，不感兴趣，不问任何问题。"
工人对工厂私有化的消极友好态度是柯西金改革期间将员工物质激励与单个企业利润挂钩的逻辑结果。工人们对特定企业利润的增长感兴趣，很少关心其他工厂工人的利益和整个国民经济。从这种做法到在工人意识中为"该企业的劳动集体是其资金所有者"这一想法架起"桥梁"并不困难。 “坏官僚”只是挡道的麻烦。
一位苏联部长在接受S. 别拉诺夫斯基采访时表达了一个有趣的观点："我们对生产资料实行国家所有制，但我们明确地向每个企业灌输，它生产的利润属于它自己，而不是国家。但企业的资金是国家的。那些转为租赁的企业 - 关系就不同了。而在经济核算制下，我们如此深入地向企业灌输这种思想，以至于将其传达到每个工作岗位。现在每个工人都认为：他所做的，是他具体赚的。
企业和工人都缺乏彼此之间的联合，仅仅是通过企业管理层-计划这样的中介来联系。但只从工人自身的视角来看，其他企业如何与他们基本是毫无关联的。他们自身既没有参与到工厂管理，也没有参与到计划的制定中去——最终结果就变成，虽然全国还是联系着的，但却是间接联系的。再加上众所周知的原因，这种经济上的联系，也得不到来自政治上联系的补充。因此各地区的工人们，彼此宛如分割的庄园，自始至终都是相互区隔，只在自己的范围内生活。而其所关心的，当然也只是自身的目所能及的范围——企业直接给自己带来的利益。
看上去这里完全符合了权威论点的主张，所谓工人脱离了对国家的忠诚，只顾自己和企业的利益——等等，是通过什么手段实现的呢？基于企业共同体的家长制，这不正是“好父亲”之下才得以实现的吗？
先前的企业完全的照顾工人，在工人面前庇护赎买他们的利益，不是“劳动铁纲”被打破而导致的冷漠，反而恰恰是牢固的“劳动铁纲”让工人全身心的觉得自己就是企业的一份子，才让他们在改革的大背景下成为了私有化最消极的支持者。答主的观点几乎和这位部长如出一辙，认为如果没有柯西金改革，或许工人忠诚的对象会大有不同，就如答主所说的内容一样：
苏联企业的法团中介在柯西金主义之前是一种服从于工人与管理层的“半合作”产物，因为苏联阶级叙事的意识形态领导权，官僚制（工业家长制工厂）也需要在工人阶级的集体铁纲之下运转，这也产生了工人阶级的公民认同。[注1]
但是，真正的问题是什么呢？问题在于这套家长体系下，就根本不存在什么“阶级意识”和“公民认同”，难道没有柯西金对激励的改革，工人就不会遵循这套家长制的体系了吗？不，这套本就是官僚自己打造的，工人必须是听话的温顺的遵循者，被动的接受者，而其目的皆在于完成生产。
早在柯西金改革之前，苏联都在时刻不停的建设这样一个“企业法团主义”，而利润下放只是将倾向前所未有的扩大了。而为何要建立这么一个企业法团，本身就是出自联共对工业集体主义的追求。在一个大型的共同体之下，集体协作完美无间的互相配合，完成上级布置下的生产计划。这种对企业的忠诚，实际上只是整个等级体系在最下端的体现。
工人-企业管理层-计委的整套等级体系不打破，那么工人对企业管理层的依赖几乎就是定局。哪怕福利其实是国家提供的，工人也不会具备自然而然兴起的“管理意识”。在日常生活中，他们最直接感受到的也还是企业对自身的管理。
理所当然，这里就需要提一提企业之外的因素了。上面的对于企业内家长制的分析，多来自于Lebskiĭ 。这本书的作者将家长制产生的根本原因归结到企业，认为如果没有利润下放和企业集体福利的建设，而是直接像改革之前那样由“国家直接保证公共利益”，这样就不会导致工人只看到“集体利益”而忽略国家，也当然不会有基于企业利益的家长制。而在公共利益之下，工人们说不定就会直接忠诚于国家而不是企业。
但叶戈尔·日维宁则直接对此表示反对[注2]，他的批评可以简要归为三点：
第一是改革前的计委，并不一定表达公共利益，所以不能断言那个时期的计委，就能自然而然的满足公众需要。甚至相反，计委并不能很好的反应公共需要。就算不考虑最上层，其中执行也需要经过大量中介，极易导致扭曲：
必须对作为客观规律的计划和作为政策的计划加以区分。不是每一项计划政策，包括苏联的计划政策，都符合计划的规律。甚至斯大林同志也承认这一点。
在苏联的体系中，系统性并不完全。苏联的计划是官僚主义的，也就是异化的。在这种计划中没有生产者的充分参与，因为他们异化地参与计划——计划由计委从上面传下来。工人间接地参与计划：通过各种非正式机制。
在不完全的、官僚式的系统性的情况下，就会出现矛盾。为了弥补缺乏完全的系统性，“隐藏市场”的元素出现了。因此，不完全的、官僚式的系统性会自我复制——市场因素帮助它存在，但却使系统性的基本原理变形，阻止了向完全的系统性的发展。
一个突出的例子是计划的讨价还价：苏维埃系统没有协调利益的正式机制，所以它们是非正式地达成协议——通过计委、各部委和企业之间的非正式谈判。
而且，这些行为者中并非每一个人都是正确的。莱布斯基在书中同情计委，认为它是公共利益的代表，但中央规划机构并不总是制定与系统性相一致的计划。
而在汉内尔的中央计划经济模型中也有提到过此种问题，那就是中央计划面临的委托-代理问题，公共利益在不断地迭代中，只能由官僚系统间接表达。而官僚并不是机械的执行者，会掺杂大量的个人利益。[注3]
第二则是反对将改革前苏联的劳动性质称为直接社会性的，并不是改革创造了为企业而非为社会的劳动，而是在此之前劳动本身就不是社会的。马克思主义概念下的直接社会劳动应该被理解为1.劳动者本身占有劳动产品，2.劳动者本身管理劳动产品。马克西姆跳过这两者，借助了自由主义中的“直接社会劳动”，在理论上就存在错误：
参考奥尔西维茨和格雷戈里，马克西姆写道，在改革前的苏联，存在着直接社会劳动。而他的这一结论来自于一个主要依靠国家资金的分配制度的存在。马克西姆不加批判地使用了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直接社会"劳动的概念，而他们对这个概念的理解（与马克思主义）是不同的。莱布斯基用自由主义经济概念取代马克思主义经济概念，犯了理论上的错误。
在马克思主义中，直接社会劳动，相对于私人劳动，被理解为直接属于社会生产的劳动。在资本主义下，虽然劳动是社会的，但工人通过劳动力市场与生产资料相连，生产的产品通过商品市场进入社会。因此，劳动力和生产的产品都是以私人劳动和私人而非直接社会的劳动产品的形式出现的。
直接社会劳动应该被理解为这样的劳动，当生产者没有彼此孤立时，劳动力不是商品，生产的产品没有与生产者异化——无论是在劳动的剥削方面，即对产品本身的占有，还是在产品的管理方面。
第三就是被动性的原因，这是苏联的固有性问题，从制度内就包含了工人阶级的政治被动性，官僚机构也部分的依赖于此。所以并不是单纯的分配导致了被动性的增加，而是其可能一直如此：
工人的劳动是有限的，因此最初的重点是在他们的企业。由于没有完善的民主的横向联系，一家工厂的工人（只能）通过官僚机构与另一家工厂的工人进行交流。换句话说，工人与集体结盟，不是因为分配方式迫使他们这样做，而是因为面向工业生产的生产关系要求这样做。分配的性质来自生产资料的性质和生产的组织，所以你必须首先研究它们的情况。……改革增加了工人阶级的被动性。被动性的倾向是苏联社会的特殊性所固有的，既是它的性质，也是战时共产主义的历史特点。对于改革对工人阶级被动性的影响，应该用更详细的内容和更有意义的论据来研究，而不是像马克西姆那样。
除了经济，在提到工人的社会意识如何形成的过程时，日维宁还引用了Fuller的研究成果。里面提到了东德的情况，我觉得可以展开谈谈，当然只是简要的。我的概括也不一定准，其中还有自己的理解，感兴趣的可以去看原书。
比如对政治的变革和参与，东德工人所体现出的也一样是被动和冷漠。在整个生产关系之中，工人时刻都是被动的，无论是劳动生产还是日常生活，都只能接受，而不是参与。而工人日常中最重要的政治参与是工会，但是东德的工会只有社会职能，而几乎没有什么生产和经济职能。换言之，他不承担任何意义上的政治参与，就算在这方面上找它，也多半不会有什么用处。
这些都使得工人们缺乏政治实践，甚至是对政治的拒绝。因为其不产生作用，也不会有效，反而浪费时间。或者是另一方面的非行动主义，虽然的确在参与政治，但却是被动且非行动的。他们会讨论、会发表意见，但是什么都不会做。
而在革命发生时，的确也存在少数的积极参与政治的工人，这些工人之所以有着那种积极性，和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本就参与其中息息相关。比如其中一个就是对生产过程的控制，他们在生产过程中多半都有着很高的主动性，可以自己安排自己的工作，能够在一定范围内进行自我管理，这种管理使得工人必须发挥自己的主动，而不是被动的接受安排。
另外则是工作场所政治的参与，少部分有相对自主性的基层工会，可以自己选举工会领导人，甚至是实行一些有限的经济和生产职能。也就是说，让工会真正发挥它本身的政治功能，甚至解决问题。尽管这种小范围的参与根本就对整体上的工会没有任何的影响，但仍旧锻炼了一小批有主动参与能力和非被动的政治行动者。
当然东德工人的不参与还有其他两个原因，一个是在日常的劳动过程中收入奖惩的混乱所引起的愤世嫉俗和冷漠与拒绝，另外则是对知识分子的排斥，而这点又源自于东德生产中的白领与工人的隔绝，东德的政治变革参与者大多是前者，这也是原因之一。
但从上述我们都能看出，长久的被动并非单纯出自分配改变（国家建设福利和企业建设福利的区别）。被动的源头从生产就开始了，尤其是存在于延续自这些生产的社会关系中。而这种生产体系本身又包含着一种政治需要，因此政治加上经济，它们共同构成了家长制的诞生。
波兰在这方面拥有着和东德类似的工作场所状况，比如工会也是一样的软弱无能，甚至还要比东德更弱。东德的好歹能解决一点小问题，部分基层工会甚至还有一定的工人参与，但波兰更是连点小问题都解决不了。那么为什么波兰工人却在80年代爆发出了前所未的主动？
书中作者认为，关键的重点是波兰工人对于政治的参与。他们从50年代就持续不断的斗争，延续到接近80年代。这种政治参与并不是在企业内部，而是从外部开始。接连不断的政治参与使得更多工人接受了类似的政治训练和激励，学会了如何组织，如何谈判，如何动员号召。它的规模远比东德那种，局限在部分范围中的内部参与还要更大。从而，也使得革命发生时的参与与影响也更大。
而另一个原因则是知识分子和工人之间的频繁互动以及联系。东德在革命时的主要政治参与者也就是知识分子在日常状况下多是和工人隔绝的，但是波兰的知识分子却有所不同，和工人有着更多地交流与接触。工人和知识分子在各种政治实践之中达到了一种平等的关系，双方互有意见交流，却并非互相控制。他们之间的关系不见得就很好，但是在政治实践和行动的范畴内，却会互相影响，甚至知识分子在有时也会帮助工人的行动。
尽管这些政治参与不见得是以维护社会主义为目的，但是也能让我们看到政治参与的关键因素在哪里。取消被动的关键离不开日常中的参与，尤其是工作场所中的参与。
诸如自我管理、工会运动等等，在我看来还可以延展到更多的领域。换言之，需要持续不断的阶级斗争与群众运动来培养工人的政治实践意识，不仅仅是大规模的非日常罢工，还是日常中持续不断的工会协商，或是对生产和经济的协调与管理。工人们都会在这个过程中培养出政治经验以及政治实践的能动性——而在这种过程中诞生的，正是对社会主义自发维护的主人翁意识——不是消极的，而是主动的阶级斗争态度。
也只有将其日常化和制度化，才能使得30年代普遍的工人运动和自下而上持续下去。而这些日常化的因素，我们也可以在当下社会中找到灵感。比如自我管理的合作社运动，合作社与工会的联系，以及他们内部的民主，还有中小企业构成的网络大生产——这天然就与合作社的联合网络是切合的。
只是当下的合作社运动还要受制于市场，甚至还有不少存在经济主义倾向，认为可以依靠不断组织合作社自然的取代资本主义的市场。尽管如此，这种消极也不妨碍这种合作运动内部所蕴含的革命性。对于社会主义来说，需要的不是纯粹停留在经济上的合作社，而是革命化的合作社运动。
内嵌与生产中的日常管理与参与，不仅仅只是起到“政治训练”的主动性培养作用，还在于成为抵抗反动的关键机制——直接推动社会主义的完善和前进，阻止不良的管理层和官僚趁机将整个社会拉向倒退的一方。
最终
于“民主计划经济”，评论对象文章的答主似乎是带着强烈偏见的。如果真的有仔细看过那些谈论“民主计划经济”的人到底在说什么，以及知道科克肖特亦或是汉内尔在说什么，都不会拿这种“民主计划经济”和戈尔巴乔夫的“民主计划经济”去类比。或者用所谓的“参与式经济”实践者柯西金来比。两者不仅仅从政治上根本不同，经济体系上也是全然不同的。一者的基础是市场下的商品经济，而另一者则是直接主张取消商品经济。
在汉内尔的体系下，从一开始就不存在所谓家长制和上下忠诚的等级制，这里存在的是直接管理，甚至工人代表式的管理——区别是什么？一个是消极被动的接受者，一个则是主动地参与者，也是与答主最不同的一点，“家长制”造成私有制复辟的关键是“消极的反馈缺失”和“家长的利益绑定”而非单纯的“下放”。柯西金的体系下从未有过真正的“权力下放”，工人也没有自我管理过，下放的主体始终是地方的企业管理层，无论是生产场域还是计划指定，也都是止步于此，从头到尾都是自上而下的指派和控制。
至于戈尔巴乔夫，这点就更是不同，现在新左翼所主张的民主计划经济，绝不是一个“天降的民主”，而是“不断地在训练中前进的民主”。经济以来的不是单纯的赋予“企业自主”让其在市场上销售就能了的，而是在参与式的计划之下协调，始终是基于计划，而不是市场。这种计划也必须和政治上的民主搭配，由支持其利益“并非冷漠和被压制”的社会反对派来抵抗“资本主义倒车的潮流”——后者一定会有，而且必然贯穿整个过渡期。
社会主义的维护只能交给社会主义的参与者们，由人民自觉的斗争解决，而不是压制。并且这种“复辟”的祈求也可以通过赎买或是“冲突内化”吸收进“社会主义民主体系”之中。只有社会反馈建立，控制论循化运作起来，体系才会长久维持。
这种计划体系当然要搭配的长久民主训练，一些民主计划的论者，比如我，甚至都没有完全拒绝先锋队的主张。但我并不像有些人那样不信任无产阶级，在我看来，当社会主义的体系建立完毕后，必然是要借助工人的自发维护。但目前如何在保证引导的情况之下去兼顾民主，是一个需要考察的课题。甚至在革命斗争到最激烈的时候需要采取一定的非民主手段，那么此时，如何兼顾恐怖和民主的平衡？是否有一些机制性的手段可以防止部分人篡夺权力？这些都是需要研究的问题。
一旦作为霸权体系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成，自我维护的循环便算开启。新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会在这个过程中进入每个人的头脑——重点在于生产中的日常。只有建立一套真正有利于无产阶级的体系，让他们于每日的参与中感受到自己是“主人”，真正认为“社会主义是自身的利益所在”，他们才会去自觉拥护。
从来不存在一个抽象的工人，资本主义下基于改良主义的工人，其基础是工资和福利，如此赎买之下，他们才愿意停留在资本主义，并认为现实似乎会永远如此——然而实际上呢？在资本主义体系下，这种永恒的维持只是幻梦。全球化的危机、发达-落后国家之间的剥夺，只要资本主义还建立在剩余价值的占有之上，就必然存在一个庞大的“受害工人群体”，这群人对资本主义的反对将会时刻存在。
即便发达国家的工人不去主张什么国际主义，他们也会基于保护主义去进行部分的“限制”，要求落后国家展开改良，甚至支持落后国家的阶级斗争行为。这根本不要求什么“圣人般的觉悟”，这本身就来自于他们支持资本主义的基础——利益。
答主一遇到提汉内尔等人的就只能搬出：
用一种超人式的弥赛亚计算机作为唯一解。[注1]
然而在民主计划经济的体系中，计算机从来都不是重点，科克肖特甚至主张“九十年代的技术”在理论上就可以实现。其实问题一直都在非技术领域。而关于答主不断强调的：
必须和现实情况作为对照。[注1]
这点我倒是不反对的，也恰恰是和现实进行对照，才让我们发现“家长制”的症结所在。而关于理论设想也必须是要结合现实，但这却不意味着“理论设想”可以用“不符合现实”去否定了。
当年任何的民主，任何的计划经济，也从未在地上出现过。如今君王落地，苏联的计划甚至都成为过去式——哪个不是从无到有建立起来的？作为“设想”，要提供的是一套逻辑自洽的体系，只有首先自洽才能在现实中有尝试的可能——我赞同缺乏实践的理论永远是理论，完善必然要在实践和现实的考察中进行，理论永远是不完善的，直接放到现实必然出错。但我也同样赞同另一点——任何行动和建设都需要一个理论在前，缺乏理论的行动将是彻底的盲动。而如果因为不够现实就窒息了想象，那么一切未来都将不再是未来了。
我们生活在一个后红色时代，吸取教训恐怕才是关键。至少对我来说，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绝不是家长式的。而要走向“自由人的联合体”也必然脱离家长。相比较认为那一天会“无过程”的到来，我反倒觉得主张要“在实践中训练民主”的新左翼反而更现实一些。
注释
1.本文未明确表明来源的原文引用，以及“答主”所指，皆来自评论对象文章，
https://zhuanlan.zhihu.com/p/714564104
2.本文的引用为翻译，来自
https://zhuanlan.zhihu.com/p/617052012
3.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tjS7YfEXx？vd_source=8ec94aeed2d2bd0c43a27844937cddf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