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

　　文章以华北解放区为例，详细考察了中共军队在战伤救治理念方面的变化。具体而言，土地革命与全面抗战期间，受医疗条件与作战形态影响，红军（八路军）多奉行伤病换药“多换为好”的理念。此举并未有效提高部队的战伤救治效率，但得益于强调换药行为的人文情感价值和阶级关怀，它大大强化了医患间的情感纽带。进入解放战争后，伤员激增，中共卫生部门借鉴国际经验提出“创伤新疗法”，主张“少换为好”。新理念更加科学高效，却因医患双方对传统理念的依赖和人文情感的惯性遭遇阻力，最终经耐心解释、疗效验证与人文关怀并重等方法，才逐步得以普及。

　　作者由此指出，医疗革新不仅依赖于科学技术，还需平衡社会文化与人文因素。伤员视换药为医护关怀的象征，医护则将勤换药等同于责任担当，是导致新疗法推广初期矛盾重重的重要原因。“医学居于科学与人文之间”，对战时医疗史的研究不能仅限于医学技术的角度，更应兼具人文情感的独特视角。

　　内容提要：战伤救治是高度依赖外科技术的医疗行为，其中“换药”扮演着关键角色。土地革命时期与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军队主要采用“多换为好”的技术理念救治伤员。尽管频繁换药给伤员带来较大痛苦，但救治期间医务人员的关心、陪伴使得医患关系颇为和谐。解放战争时期，战争形态的转变使战伤救治亟需技术变革以提高救治效率。中共卫生部门在充分吸收苏联等国战伤外科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创伤新疗法”，主张换药频率“少换为好”。出乎中共意料，医患双方对此极为抵触，技术背后的社会文化因素成为阻碍创伤新疗法推广的重要原因。通过耐心解释，疗效与人文并重，换药新技术得以推广，战伤救治效率得到提高。关于换药频率由多到少的技术调适及医患双方的认识转变，某种程度上揭示了中共军队战伤救治逐渐走向科学、高效的逻辑脉络。

　　关键词：华北解放区　中共军队　战伤救治　换药　创伤新疗法

　　“换药”，又称“交换绷带”，是战伤救治中最为基础且常用的技术之一，涵盖观察伤口、清理异物、更换敷料等操作，旨在预防感染，促进伤口愈合。[1]现代医学认为，伤口的愈合是机体组织自行修复的过程，无需通过换药过多介入。然而，土地革命时期与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军队奉行“多换为好”的技术理念，将勤换药视为医务人员负责的具体体现，伤员则希望通过换药获得医务人员的关心与陪伴，换药由此成为医患良性互动的重要纽带。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卫生部门提出“创伤新疗法”，提倡减少换药频率以提高救治效率，但其理念被视为对既定医患关系的冲击，受到医患双方抵触。这种矛盾显示出技术理性与人文情感的张力，医疗技术的应用、变革与推广不仅依赖科学依据，还深受社会文化与情感因素的制约，中共军队的换药实践折射出战伤救治中技术与人文交织的复杂性。

　　目前，学界关于中共军队战伤救治的研究取得了较多成果，既有研究着重于制度法规的颁布与实施，[2]也不乏探究其实际运作的精彩之作。[3]上述两个维度勾勒出中共军队战伤救治的基本轮廓，但对其技术与人文的双重属性缺乏应有考量。具体而言，这些研究仅将战伤救治视为中共军队后勤系统的一环，既未围绕具体的医疗技术展开相关探讨，[4]亦对医学的社会文化要素有所忽视。[5]例如，医务人员如何进行战伤救治？使用怎样的医疗技术？伤员经历了何种救治体验？技术的变革与推广遇到了怎样的难题？这些问题有待进一步探讨。正如美国医学伦理学家佩里格利诺（Edmund Pellegrino）所指，“医学居于科学与人文之间，并且非二者中的任何一方，而是包含了双方的许多特性”，“医学是最人文的科学，最经验的艺术，并且是最科学的人文”。[6]这提示我们，只有将医学的复杂内涵纳入中共军队战伤救治的讨论范畴，才能进一步丰富学界的相关认识。有鉴于此，本文拟从技术史的视角出发，通过探讨换药技术在华北解放区战伤救治中的应用、变革与推广，[7]呈现不同战争背景下中共军队战伤救治的复杂面相以及技术实践面对的诸多困境。

　　一、“多换为好”：土地革命时期与

　　全面抗战时期的换药实践

　　近代以来，由于军事技术的迭代更新，消灭敌人的手段日趋多样。不同的武器装备与作战方式，直接影响到战伤的类型。土地革命时期与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军队以游击战为主，近战、夜战、地道战等战术的广泛运用，有效削弱了敌军飞机与炮火的威力。这种作战方式使得伤员以枪伤为主，炸伤次之。据晋察冀军区卫生部1944年2月统计，前一年伤员的负伤类型包括贯穿枪伤、盲管枪伤、炸伤、刀伤、刺伤和挫伤等，其中枪伤与炸伤占比高达82.9%。[8]由于枪伤与炸伤多为污染性伤口，伤口易感染化脓，通常需进行扩创（清创与初期缝合）手术以清除异物并切除污染组织，再通过换药维持伤口清洁，促进愈合。正如时任八路军野战卫生部部长钱信忠所言，“外科分为外科学及外科手术，手术是外科治疗手段之一部分，它不是包括外科之全部。外科通常的技术占治疗时间大部分的是换药”。[9]可以说，扩创手术与换药两项技术成为战伤救治中的关键环节。

　　囿于客观条件，扩创手术在战伤救治中的实际运用十分有限。以全面抗战时期的晋察冀军区为例，不仅大型医疗设备和精密仪器寥寥无几，连普通的手术器械都极为稀缺。[10]钱信忠曾指出：“从卫生勤务到治疗技术，从火线救护到晚期治疗，中心问题是防止创伤感染。”然而，“抗战时期的八路军，仍然缺医少药，加上敌人重重封锁，先进技术和优良设备很难获得，创伤治疗技术进步不快，故而在战伤救治方面存在不少困难。”[11]在这一背景下，扩创手术难以实现防止创伤感染的目标。曾在太行军区三分区医院工作的韩金元在访谈中讲述：“当时做手术就没条件。”“不给打麻药，疼得叫唤，胳膊给你铰下来以后，拿出去埋了。伤口拿咸盐水洗了，裹上纱布，就算行了。”[12]这样的简陋条件在全面抗战时期十分普遍，直至抗战胜利前夕，扩创手术依然难以得到广泛应用。[13]

　　在这种条件下，换药成为防止创伤感染的核心技术之一。曾任鲁南军区第二医疗所医生的郭景龙回忆，当时的医疗条件极为困难：“根据地长期被敌人分割包围，医疗条件极差，医药缺乏，卫生人员数量少，技术水平低。”他坦言：“伤员住院后，只能采用换药的方法进行治疗，用手术方法，尤其是早期清创术，还不能开展，技术水平低，也不会做。”[14]类似的情形也出现在西海卫生所。指导员刘子坚回忆：“医院里没有一个真正会‘开刀’的外科医生……对外伤往往采取保守疗法，每天或隔天用食盐水冲洗伤口换药，到阳光下暴晒。”[15]这种状况反映了战时医疗资源匮乏和技术受限的局面。换药作为一种相对简便、低技术要求的治疗手段，成为战伤救治中广泛运用的外科技术。

　　然而，在这一时期，中共军队对换药的认识稍显滞后，普遍奉行“多换为好”的技术理念，强调通过频繁换药提升疗效。曾任红九军团医生的涂通今在回忆土地革命时期的战伤救治时说：“在创伤处理上侧重于局部和药物……强调换药（交换绷带），认为每日换得次数越多越好，强调纱布条（上捻子）引流。”[16]这一理念在全面抗战时期依然占据主导地位，并被纳入制度化管理，成为衡量医疗工作的规范之一。1942年，新四军卫生部颁布的《医务工作条例及规则》明确规定：“外科病人每天换药一次，在早饭后开始进行，特殊情况例外。”[17]1944年2月，八路军野战卫生部在春季医疗计划中进一步要求：“轻伤每日换药1次，重的2次。”[18]

　　尽管“多换为好”的技术理念普遍推行，但并未有效提升战伤救治效率。实际上，高频率的换药不仅未能促进伤口愈合，反而由于频繁揭开纱布、撕拉创面，影响到新生肉芽的正常生长，在加剧伤员痛苦的同时，也延迟了伤口痊愈时间。长征途中，陈伯钧中弹负伤，他在日记中即谈到了接受治疗的诸多困惑：经过多次换药治疗，“我的伤口近日来脓水变多，医药无多大效果，真不知什么道理”。[19]张宗逊的回忆同样显示了类似的情况：“只会给伤员上药，而且药品也很少，也没有什么医疗器械，就用竹子削成竹签代替探针来上药，他们也不懂得严格消毒，虽然每天照例给我换药，换纱布，但我的伤口不见好转。”[20]经过漫长的治愈期，二人伤口才得以愈合。虽然药品、器械和消毒等因素共同影响伤口的愈合速度，但“多换为好”带来的劳而无功应是不争的事实。郭景龙对此也有反省，他指出：“1945年日本投降以前，二所换药的指导理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老观点、老办法，这一老理论的核心是‘二勤’、‘三猛’、‘压烧刮’”。其中，“二勤”即“勤冲洗、勤换药”，“其结果是使一些不重的伤员久治不愈，增加伤员痛苦，延长了归队时间。”[21]那么，中共军队为何广泛采取“多换为好”的技术理念？其原因复杂，但换药背后的社会文化因素无疑是不可忽视的关键因素。[22]

　　在革命话语的叙述下，战伤救治不仅是外科技术参与的医疗行为，也是医患双方阶级友爱的互动桥梁，蕴含着一定的人文因素。1940年3月，中央军委卫生部部长饶正锡指出：“如果一个医务工作者，他只了解到一个革命的同志受伤、生病，与他除了治疗上的关系而外，再没有别的关系……是非常错误的。”[23]他强调，医务人员与伤员之间绝不仅是救治与被救治的单向关系，更是同属一个阶级的“亲密的同志关系”，因此医务人员应发扬阶级友爱精神，给予伤员充分的关心与爱护。1943年6月，晋察冀军区卫生部也提出：“除医药治疗外，精神治疗同属重要”，“这就要求医院每个工作者深入病房，接近病员，了解病情，确切追求病员心理，随时给以必要的解释安慰”。[24]这说明，战伤救治在当时不仅是一项技术操作，更是革命大家庭中展现阶级友爱的具体方式。

　　因此，作为战伤救治中最为常用的基础技术，换药成为医务人员向伤员传递人文关怀的重要渠道。白求恩在《游击战中师野战医院的组织和技术》中建议：换药前，“一进病室医生要向伤员们说一句愉快的话”，换药后，“医生问伤员感觉怎样，检视体温表，及病历等”，并要求“一等和二等看护生开始作舒适工作，他们扫炕，扫被子，并到外面抖被子，然后照样铺好，第三等看护生扫地倾倒洗手水”。[25]虽然这是相对理想的步骤设计，但通过换药向伤员表达关心的目的显而易见。在实际操作中，换药更成为医患双方的关键纽带。看护武应瑞回忆道：“没有止痛药品，看到伤员们痛起来的时候双手紧紧地抓住身底下的干草不停地叫爹叫娘，喊叫声真撕心裂肺，其状十分凄惨。”[26]伤员们的痛苦让武应瑞心有戚戚，尽力以关心和照料来减轻伤员痛苦，“我天天给他去喂水喂饭，换身底下的尿片和血棉垫片，隔个一两天为他翻身擦背，每当我们去给他换药的时候，他总是咬紧牙关忍受着巨大的疼痛一声不吭，我们问他疼不疼时，他总是对我们说：‘不痛！你们就放心地给我换吧。’”[27]

　　作为战伤痛苦的承受者，伤员在换药过程中的体验同样不容忽视。时隔多年，裴周玉对负伤后的换药经历记忆犹新，他回忆道：

　　女护士解开绷带，取出血淋的盖布，用消毒盐水洗净伤口的血污，用竹片制成的镊子来捏出血痂。而后，她们用铁丝制成的“探针”缠上用粗布剪成的“土纱布条”，从伤口前孔一直通到后孔，可想而知，这是多么厉害的剧痛呵。当时，我只有一个想法，就是要治好伤，重返战场砍杀敌人脑壳。因此，我咬着嘴，强忍着眼泪。“探针”和“纱布条”从伤口拉过时的剧痛，使我昏迷过去好几次，即使吃了止痛药也无济于事。等我苏醒过来，看见护士和其他同志都围着我，半晌说不出话来。我深知同志们的阶级情谊，为了早日伤愈出院，我硬着嗓子说：“还是继续给换药吧！”于是护士让我吃了几片止痛药，又用“探针”带着“纱布条”继续洗涤伤口。在医生护士灵巧熟练的双手细致操作之下，奋战了两三个小时，终于把伤口内外的脓血等等洗净，在伤口里放好消毒“土布条”，上面用“纱布”包好，扎上绷带。医生和护士们才拖着疲惫的身子，离开我们“病房”。看着他们离去的身影，我感到他们虽然技术差些，可他们救死扶伤的精神，是值得感谢和表扬的。[28]

　　裴周玉还说：“每次换药，他们总是小心精细地工作，检查伤情，和我们谈家常，征求意见，直到伤员满意了才能愉快地离去。”[29]从伤员的角度出发，换药期间医务人员的不辞辛劳与体贴入微，深深打动了他们。因此，伤员往往选择默默忍受伤口撕扯带来的剧痛，以回馈医护人员的关怀和照顾。换药由此成为沟通医患情感的关键桥梁，为战伤救治营造了温情脉脉的人文氛围。

　　正因如此，“多换为好”的技术理念不仅未受到医患双方的广泛质疑，反而成为衡量医务人员是否尽责的重要标准。1944年10月，山东根据地《大众日报》刊载了看护班长李新逸照顾伤员的事迹，报道称：

　　他每天扛着粪筐，胳膊弯着篮子，篮子里放了换药用的器材，上面盖了草，到三个庄上去换药。除了一天下大雨外，他在十六天中就没有空过一次，所以有的伤员抬去是很重的，但过了五六天便能走了。以至庄上的老百姓都很奇怪，他们不懂得，这是由于李新逸同志勤换药和换药得法的缘故……这次彩号们回来，都很高兴，对李新逸同志，十分满意和感激。[30]

　　这种对勤换药的倡导与褒扬，也反映了当时对医务人员行为模式的主流期待。[31]

　　总而言之，在极为困难的现实条件下，换药成为中共军队战伤救治中少数可行的治疗手段。尽管“多换为好”并未显著提升战伤的救治效率，但其背后的人文关怀确实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医务人员与伤员的情感诉求。毕竟，比起医疗技术与物质条件的大幅改善，调整换药频率与适当的人文关怀尚属卫生部门与医务人员的能力所及。“多换为好”也因此成为落后条件下中共对医疗技术的策略性调试，使战伤救治呈现出矛盾又和谐的复杂面相。这正如印度援华医生巴思华观察到的，“八路军的伤病战士……他们忍耐地期待着恢复，总忘不了和日本鬼子算账，在换药或洗伤口的时候，他们咬牙痛骂日本鬼子，以减轻疼痛”。[32]精神力最终成为伤员战胜强敌与伤痛的利器。

　　二、“少换为好”：“创伤新疗法”

　　提出“换药”新理念

　　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军队由游击战转向运动战、阵地战、攻坚战等大规模兵团作战，战伤救治因此面临严峻考验。从伤员数量看，据统计，晋冀鲁豫军区仅1946年至1947年期间即收治伤员147821名，远超抗战时期的水平。[33]与此同时，随着国民党军队飞机、大炮的广泛使用，炸伤取代枪伤成为最主要的战伤类型。1947年7月据晋察冀军区统计，炸伤占所有战伤的56.4%，枪伤次之，占40.8%，二者合计高达97.2%。[34]这一趋势在其他统计资料中同样得到印证，炸伤日渐成为中共军队战伤救治的首要难题。[35]相比枪伤，炸伤往往造成更严重的污染创伤，救治难度也随之上升。1947年2月，冀南军区卫生部提到炸伤在临床救治中面临的诸多难题：“炸伤极度污染，坏死部极广，故在治疗上困难多，且常有气性坏疽和破伤风的特发传染”。[36]可见，随着战争形态的转变，战伤救治在救治规模与技术层面都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尽管此时扩创手术在战伤救治中的比重显著提升，但换药仍是术后治疗的关键环节。西北野战军在介绍换药的重要性时曾称：“任何一个伤口的治疗，交换绷带都是不可缺少的步骤，有了好的手术，而没有优良的交换绷带，要使伤口得到满意的效果也是不可能的。创伤治疗中有80%的时间用于交换绷带。”[37]1947年5月，冀中军区卫生部部长游胜华也强调：“换药是既平凡的操作，而又是医疗工作中最重要的环节，因换药技术不佳，遭受了极大之死亡率……人力与药品之耗费不胜数计。”[38]这些论述表明，换药在战伤救治中的地位仍然不可替代。与土地革命时期和全面抗战时期相比，虽然换药在整体救治过程中的比重有所下降，但依然是防止感染、促进伤口愈合的基础性技术。

　　面对伤员人数骤增、医务人员短缺[39]的局面，频繁的换药工作使中共卫生部门难以应对。1947年夏季战役期间，第四野战军第二纵队卫生部谈到了换药带来的沉重负担：“伤员又大批的下来，到二十日积到一千多，光给才下来的伤员换药已忙得四日夜不得休息。吃饭也没有一定的时间”，[40]“一面换药，一面开刀，每天工作到二十二、三点钟才睡觉，夜里来了伤员又立即起来去治疗，平均每天睡觉的时间有六个小时上下”。[41]换药不及时成为常态，进而引发各种矛盾。[42]1946年9月，胡可在日记中记载了晋察冀野战军的排长张永发的负伤经历。张永发归队后抱怨：“伤员多，医务人员少，使有些重伤员延误了治疗时机，造成不应有的减员”，“换药不及时，一些伤员伤口化了脓。伤员们情绪不好，变得暴躁”，因此他们归队时“骂骂咧咧上路，有的打听着找回自己的部队，有的就去了后方单位，或者回了冀中老家”。[43]此类情形影响到伤员的正常归队，张永发等归队伤员关于医院现状的负面评价，也给前线官兵的战斗情绪造成消极影响。然而，“医院方面也有苦衷，人手少忙不过来，挨伤员骂，又挨上级批评”，[44]由此引发诸多矛盾。

　　原编者按：

　　文章以华北解放区为例，详细考察了中共军队在战伤救治理念方面的变化。具体而言，土地革命与全面抗战期间，受医疗条件与作战形态影响，红军（八路军）多奉行伤病换药“多换为好”的理念。此举并未有效提高部队的战伤救治效率，但得益于强调换药行为的人文情感价值和阶级关怀，它大大强化了医患间的情感纽带。进入解放战争后，伤员激增，中共卫生部门借鉴国际经验提出“创伤新疗法”，主张“少换为好”。新理念更加科学高效，却因医患双方对传统理念的依赖和人文情感的惯性遭遇阻力，最终经耐心解释、疗效验证与人文关怀并重等方法，才逐步得以普及。

　　作者由此指出，医疗革新不仅依赖于科学技术，还需平衡社会文化与人文因素。伤员视换药为医护关怀的象征，医护则将勤换药等同于责任担当，是导致新疗法推广初期矛盾重重的重要原因。“医学居于科学与人文之间”，对战时医疗史的研究不能仅限于医学技术的角度，更应兼具人文情感的独特视角。

　　内容提要：战伤救治是高度依赖外科技术的医疗行为，其中“换药”扮演着关键角色。土地革命时期与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军队主要采用“多换为好”的技术理念救治伤员。尽管频繁换药给伤员带来较大痛苦，但救治期间医务人员的关心、陪伴使得医患关系颇为和谐。解放战争时期，战争形态的转变使战伤救治亟需技术变革以提高救治效率。中共卫生部门在充分吸收苏联等国战伤外科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创伤新疗法”，主张换药频率“少换为好”。出乎中共意料，医患双方对此极为抵触，技术背后的社会文化因素成为阻碍创伤新疗法推广的重要原因。通过耐心解释，疗效与人文并重，换药新技术得以推广，战伤救治效率得到提高。关于换药频率由多到少的技术调适及医患双方的认识转变，某种程度上揭示了中共军队战伤救治逐渐走向科学、高效的逻辑脉络。

　　关键词：华北解放区　中共军队　战伤救治　换药　创伤新疗法

　　“换药”，又称“交换绷带”，是战伤救治中最为基础且常用的技术之一，涵盖观察伤口、清理异物、更换敷料等操作，旨在预防感染，促进伤口愈合。[1]现代医学认为，伤口的愈合是机体组织自行修复的过程，无需通过换药过多介入。然而，土地革命时期与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军队奉行“多换为好”的技术理念，将勤换药视为医务人员负责的具体体现，伤员则希望通过换药获得医务人员的关心与陪伴，换药由此成为医患良性互动的重要纽带。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卫生部门提出“创伤新疗法”，提倡减少换药频率以提高救治效率，但其理念被视为对既定医患关系的冲击，受到医患双方抵触。这种矛盾显示出技术理性与人文情感的张力，医疗技术的应用、变革与推广不仅依赖科学依据，还深受社会文化与情感因素的制约，中共军队的换药实践折射出战伤救治中技术与人文交织的复杂性。

　　目前，学界关于中共军队战伤救治的研究取得了较多成果，既有研究着重于制度法规的颁布与实施，[2]也不乏探究其实际运作的精彩之作。[3]上述两个维度勾勒出中共军队战伤救治的基本轮廓，但对其技术与人文的双重属性缺乏应有考量。具体而言，这些研究仅将战伤救治视为中共军队后勤系统的一环，既未围绕具体的医疗技术展开相关探讨，[4]亦对医学的社会文化要素有所忽视。[5]例如，医务人员如何进行战伤救治？使用怎样的医疗技术？伤员经历了何种救治体验？技术的变革与推广遇到了怎样的难题？这些问题有待进一步探讨。正如美国医学伦理学家佩里格利诺（Edmund Pellegrino）所指，“医学居于科学与人文之间，并且非二者中的任何一方，而是包含了双方的许多特性”，“医学是最人文的科学，最经验的艺术，并且是最科学的人文”。[6]这提示我们，只有将医学的复杂内涵纳入中共军队战伤救治的讨论范畴，才能进一步丰富学界的相关认识。有鉴于此，本文拟从技术史的视角出发，通过探讨换药技术在华北解放区战伤救治中的应用、变革与推广，[7]呈现不同战争背景下中共军队战伤救治的复杂面相以及技术实践面对的诸多困境。

　　一、“多换为好”：土地革命时期与

　　全面抗战时期的换药实践

　　近代以来，由于军事技术的迭代更新，消灭敌人的手段日趋多样。不同的武器装备与作战方式，直接影响到战伤的类型。土地革命时期与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军队以游击战为主，近战、夜战、地道战等战术的广泛运用，有效削弱了敌军飞机与炮火的威力。这种作战方式使得伤员以枪伤为主，炸伤次之。据晋察冀军区卫生部1944年2月统计，前一年伤员的负伤类型包括贯穿枪伤、盲管枪伤、炸伤、刀伤、刺伤和挫伤等，其中枪伤与炸伤占比高达82.9%。[8]由于枪伤与炸伤多为污染性伤口，伤口易感染化脓，通常需进行扩创（清创与初期缝合）手术以清除异物并切除污染组织，再通过换药维持伤口清洁，促进愈合。正如时任八路军野战卫生部部长钱信忠所言，“外科分为外科学及外科手术，手术是外科治疗手段之一部分，它不是包括外科之全部。外科通常的技术占治疗时间大部分的是换药”。[9]可以说，扩创手术与换药两项技术成为战伤救治中的关键环节。

　　囿于客观条件，扩创手术在战伤救治中的实际运用十分有限。以全面抗战时期的晋察冀军区为例，不仅大型医疗设备和精密仪器寥寥无几，连普通的手术器械都极为稀缺。[10]钱信忠曾指出：“从卫生勤务到治疗技术，从火线救护到晚期治疗，中心问题是防止创伤感染。”然而，“抗战时期的八路军，仍然缺医少药，加上敌人重重封锁，先进技术和优良设备很难获得，创伤治疗技术进步不快，故而在战伤救治方面存在不少困难。”[11]在这一背景下，扩创手术难以实现防止创伤感染的目标。曾在太行军区三分区医院工作的韩金元在访谈中讲述：“当时做手术就没条件。”“不给打麻药，疼得叫唤，胳膊给你铰下来以后，拿出去埋了。伤口拿咸盐水洗了，裹上纱布，就算行了。”[12]这样的简陋条件在全面抗战时期十分普遍，直至抗战胜利前夕，扩创手术依然难以得到广泛应用。[13]

　　在这种条件下，换药成为防止创伤感染的核心技术之一。曾任鲁南军区第二医疗所医生的郭景龙回忆，当时的医疗条件极为困难：“根据地长期被敌人分割包围，医疗条件极差，医药缺乏，卫生人员数量少，技术水平低。”他坦言：“伤员住院后，只能采用换药的方法进行治疗，用手术方法，尤其是早期清创术，还不能开展，技术水平低，也不会做。”[14]类似的情形也出现在西海卫生所。指导员刘子坚回忆：“医院里没有一个真正会‘开刀’的外科医生……对外伤往往采取保守疗法，每天或隔天用食盐水冲洗伤口换药，到阳光下暴晒。”[15]这种状况反映了战时医疗资源匮乏和技术受限的局面。换药作为一种相对简便、低技术要求的治疗手段，成为战伤救治中广泛运用的外科技术。

　　然而，在这一时期，中共军队对换药的认识稍显滞后，普遍奉行“多换为好”的技术理念，强调通过频繁换药提升疗效。曾任红九军团医生的涂通今在回忆土地革命时期的战伤救治时说：“在创伤处理上侧重于局部和药物……强调换药（交换绷带），认为每日换得次数越多越好，强调纱布条（上捻子）引流。”[16]这一理念在全面抗战时期依然占据主导地位，并被纳入制度化管理，成为衡量医疗工作的规范之一。1942年，新四军卫生部颁布的《医务工作条例及规则》明确规定：“外科病人每天换药一次，在早饭后开始进行，特殊情况例外。”[17]1944年2月，八路军野战卫生部在春季医疗计划中进一步要求：“轻伤每日换药1次，重的2次。”[18]

　　尽管“多换为好”的技术理念普遍推行，但并未有效提升战伤救治效率。实际上，高频率的换药不仅未能促进伤口愈合，反而由于频繁揭开纱布、撕拉创面，影响到新生肉芽的正常生长，在加剧伤员痛苦的同时，也延迟了伤口痊愈时间。长征途中，陈伯钧中弹负伤，他在日记中即谈到了接受治疗的诸多困惑：经过多次换药治疗，“我的伤口近日来脓水变多，医药无多大效果，真不知什么道理”。[19]张宗逊的回忆同样显示了类似的情况：“只会给伤员上药，而且药品也很少，也没有什么医疗器械，就用竹子削成竹签代替探针来上药，他们也不懂得严格消毒，虽然每天照例给我换药，换纱布，但我的伤口不见好转。”[20]经过漫长的治愈期，二人伤口才得以愈合。虽然药品、器械和消毒等因素共同影响伤口的愈合速度，但“多换为好”带来的劳而无功应是不争的事实。郭景龙对此也有反省，他指出：“1945年日本投降以前，二所换药的指导理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老观点、老办法，这一老理论的核心是‘二勤’、‘三猛’、‘压烧刮’”。其中，“二勤”即“勤冲洗、勤换药”，“其结果是使一些不重的伤员久治不愈，增加伤员痛苦，延长了归队时间。”[21]那么，中共军队为何广泛采取“多换为好”的技术理念？其原因复杂，但换药背后的社会文化因素无疑是不可忽视的关键因素。[22]

　　在革命话语的叙述下，战伤救治不仅是外科技术参与的医疗行为，也是医患双方阶级友爱的互动桥梁，蕴含着一定的人文因素。1940年3月，中央军委卫生部部长饶正锡指出：“如果一个医务工作者，他只了解到一个革命的同志受伤、生病，与他除了治疗上的关系而外，再没有别的关系……是非常错误的。”[23]他强调，医务人员与伤员之间绝不仅是救治与被救治的单向关系，更是同属一个阶级的“亲密的同志关系”，因此医务人员应发扬阶级友爱精神，给予伤员充分的关心与爱护。1943年6月，晋察冀军区卫生部也提出：“除医药治疗外，精神治疗同属重要”，“这就要求医院每个工作者深入病房，接近病员，了解病情，确切追求病员心理，随时给以必要的解释安慰”。[24]这说明，战伤救治在当时不仅是一项技术操作，更是革命大家庭中展现阶级友爱的具体方式。

　　因此，作为战伤救治中最为常用的基础技术，换药成为医务人员向伤员传递人文关怀的重要渠道。白求恩在《游击战中师野战医院的组织和技术》中建议：换药前，“一进病室医生要向伤员们说一句愉快的话”，换药后，“医生问伤员感觉怎样，检视体温表，及病历等”，并要求“一等和二等看护生开始作舒适工作，他们扫炕，扫被子，并到外面抖被子，然后照样铺好，第三等看护生扫地倾倒洗手水”。[25]虽然这是相对理想的步骤设计，但通过换药向伤员表达关心的目的显而易见。在实际操作中，换药更成为医患双方的关键纽带。看护武应瑞回忆道：“没有止痛药品，看到伤员们痛起来的时候双手紧紧地抓住身底下的干草不停地叫爹叫娘，喊叫声真撕心裂肺，其状十分凄惨。”[26]伤员们的痛苦让武应瑞心有戚戚，尽力以关心和照料来减轻伤员痛苦，“我天天给他去喂水喂饭，换身底下的尿片和血棉垫片，隔个一两天为他翻身擦背，每当我们去给他换药的时候，他总是咬紧牙关忍受着巨大的疼痛一声不吭，我们问他疼不疼时，他总是对我们说：‘不痛！你们就放心地给我换吧。’”[27]

　　作为战伤痛苦的承受者，伤员在换药过程中的体验同样不容忽视。时隔多年，裴周玉对负伤后的换药经历记忆犹新，他回忆道：

　　女护士解开绷带，取出血淋的盖布，用消毒盐水洗净伤口的血污，用竹片制成的镊子来捏出血痂。而后，她们用铁丝制成的“探针”缠上用粗布剪成的“土纱布条”，从伤口前孔一直通到后孔，可想而知，这是多么厉害的剧痛呵。当时，我只有一个想法，就是要治好伤，重返战场砍杀敌人脑壳。因此，我咬着嘴，强忍着眼泪。“探针”和“纱布条”从伤口拉过时的剧痛，使我昏迷过去好几次，即使吃了止痛药也无济于事。等我苏醒过来，看见护士和其他同志都围着我，半晌说不出话来。我深知同志们的阶级情谊，为了早日伤愈出院，我硬着嗓子说：“还是继续给换药吧！”于是护士让我吃了几片止痛药，又用“探针”带着“纱布条”继续洗涤伤口。在医生护士灵巧熟练的双手细致操作之下，奋战了两三个小时，终于把伤口内外的脓血等等洗净，在伤口里放好消毒“土布条”，上面用“纱布”包好，扎上绷带。医生和护士们才拖着疲惫的身子，离开我们“病房”。看着他们离去的身影，我感到他们虽然技术差些，可他们救死扶伤的精神，是值得感谢和表扬的。[28]

　　裴周玉还说：“每次换药，他们总是小心精细地工作，检查伤情，和我们谈家常，征求意见，直到伤员满意了才能愉快地离去。”[29]从伤员的角度出发，换药期间医务人员的不辞辛劳与体贴入微，深深打动了他们。因此，伤员往往选择默默忍受伤口撕扯带来的剧痛，以回馈医护人员的关怀和照顾。换药由此成为沟通医患情感的关键桥梁，为战伤救治营造了温情脉脉的人文氛围。

　　正因如此，“多换为好”的技术理念不仅未受到医患双方的广泛质疑，反而成为衡量医务人员是否尽责的重要标准。1944年10月，山东根据地《大众日报》刊载了看护班长李新逸照顾伤员的事迹，报道称：

　　他每天扛着粪筐，胳膊弯着篮子，篮子里放了换药用的器材，上面盖了草，到三个庄上去换药。除了一天下大雨外，他在十六天中就没有空过一次，所以有的伤员抬去是很重的，但过了五六天便能走了。以至庄上的老百姓都很奇怪，他们不懂得，这是由于李新逸同志勤换药和换药得法的缘故……这次彩号们回来，都很高兴，对李新逸同志，十分满意和感激。[30]

　　这种对勤换药的倡导与褒扬，也反映了当时对医务人员行为模式的主流期待。[31]

　　总而言之，在极为困难的现实条件下，换药成为中共军队战伤救治中少数可行的治疗手段。尽管“多换为好”并未显著提升战伤的救治效率，但其背后的人文关怀确实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医务人员与伤员的情感诉求。毕竟，比起医疗技术与物质条件的大幅改善，调整换药频率与适当的人文关怀尚属卫生部门与医务人员的能力所及。“多换为好”也因此成为落后条件下中共对医疗技术的策略性调试，使战伤救治呈现出矛盾又和谐的复杂面相。这正如印度援华医生巴思华观察到的，“八路军的伤病战士……他们忍耐地期待着恢复，总忘不了和日本鬼子算账，在换药或洗伤口的时候，他们咬牙痛骂日本鬼子，以减轻疼痛”。[32]精神力最终成为伤员战胜强敌与伤痛的利器。

　　二、“少换为好”：“创伤新疗法”

　　提出“换药”新理念

　　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军队由游击战转向运动战、阵地战、攻坚战等大规模兵团作战，战伤救治因此面临严峻考验。从伤员数量看，据统计，晋冀鲁豫军区仅1946年至1947年期间即收治伤员147821名，远超抗战时期的水平。[33]与此同时，随着国民党军队飞机、大炮的广泛使用，炸伤取代枪伤成为最主要的战伤类型。1947年7月据晋察冀军区统计，炸伤占所有战伤的56.4%，枪伤次之，占40.8%，二者合计高达97.2%。[34]这一趋势在其他统计资料中同样得到印证，炸伤日渐成为中共军队战伤救治的首要难题。[35]相比枪伤，炸伤往往造成更严重的污染创伤，救治难度也随之上升。1947年2月，冀南军区卫生部提到炸伤在临床救治中面临的诸多难题：“炸伤极度污染，坏死部极广，故在治疗上困难多，且常有气性坏疽和破伤风的特发传染”。[36]可见，随着战争形态的转变，战伤救治在救治规模与技术层面都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尽管此时扩创手术在战伤救治中的比重显著提升，但换药仍是术后治疗的关键环节。西北野战军在介绍换药的重要性时曾称：“任何一个伤口的治疗，交换绷带都是不可缺少的步骤，有了好的手术，而没有优良的交换绷带，要使伤口得到满意的效果也是不可能的。创伤治疗中有80%的时间用于交换绷带。”[37]1947年5月，冀中军区卫生部部长游胜华也强调：“换药是既平凡的操作，而又是医疗工作中最重要的环节，因换药技术不佳，遭受了极大之死亡率……人力与药品之耗费不胜数计。”[38]这些论述表明，换药在战伤救治中的地位仍然不可替代。与土地革命时期和全面抗战时期相比，虽然换药在整体救治过程中的比重有所下降，但依然是防止感染、促进伤口愈合的基础性技术。

　　面对伤员人数骤增、医务人员短缺[39]的局面，频繁的换药工作使中共卫生部门难以应对。1947年夏季战役期间，第四野战军第二纵队卫生部谈到了换药带来的沉重负担：“伤员又大批的下来，到二十日积到一千多，光给才下来的伤员换药已忙得四日夜不得休息。吃饭也没有一定的时间”，[40]“一面换药，一面开刀，每天工作到二十二、三点钟才睡觉，夜里来了伤员又立即起来去治疗，平均每天睡觉的时间有六个小时上下”。[41]换药不及时成为常态，进而引发各种矛盾。[42]1946年9月，胡可在日记中记载了晋察冀野战军的排长张永发的负伤经历。张永发归队后抱怨：“伤员多，医务人员少，使有些重伤员延误了治疗时机，造成不应有的减员”，“换药不及时，一些伤员伤口化了脓。伤员们情绪不好，变得暴躁”，因此他们归队时“骂骂咧咧上路，有的打听着找回自己的部队，有的就去了后方单位，或者回了冀中老家”。[43]此类情形影响到伤员的正常归队，张永发等归队伤员关于医院现状的负面评价，也给前线官兵的战斗情绪造成消极影响。然而，“医院方面也有苦衷，人手少忙不过来，挨伤员骂，又挨上级批评”，[44]由此引发诸多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