犬儒主义（cynicism）顾名思义，就是言行像“犬”一样的人。犬儒主义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罗马时期的犬儒学派，它出现于公元前4世纪的古希腊雅典，由苏格拉底的弟子安提斯泰尼 (Antisthenes)创立。犬儒学派将自然与人类文明绝对对立起来，认为“文明已造成人的堕落和罪恶，所以要改造生活，使它返璞归真，回复自然。”他们崇尚自然简朴的生活方式，行为怪诞，放浪不羁，因而被雅典人蔑称为像狗一样活着的人。比如犬儒学派的代表人物第欧根尼 (Diogenes)常年居住在木桶里，并以此为乐，因而被当时的人称为“住在木桶里的哲学家”。犬儒学派的主张带有强烈的反抗色彩，它反思现存的一切世俗价值标准，认为文明社会的地位、金钱和名誉是一切罪恶的源泉，主张追求一种文明社会之外的自然生活方式。这种犬儒主义“标志着一种敌对文化价值的精神，一种不仅驳难而且蔑视由世界所提供的世界观的倾向。”在公元5世纪以后，犬儒学派逐渐消失，“犬儒”一词不再指代一种特定的哲学派别，而成为了形容某种处事态度的名词。
犬儒主义再次进入学术语境，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在1968年席卷西方的“六八风暴”失败以后，西方世界的政治氛围整体趋于保守，充满了对政治理想失败的幻灭感，犬儒主义情绪在西方社会蔓延开来。1983年，德国哲学家彼德·斯洛特戴克（Peter Sloterdijk）针对这种现象，出版社了哲学著作《犬儒理性批判》，迅速成为当时德国的畅销书。斯洛特戴克将犬儒主义定义为一种“已启蒙的虚假意识”。在终结了基督教的神学统治、破坏了一切旧的道德、理想之后，启蒙理性又无法兑现自身的承诺（即“一个合理自由的世界，一个整体和谐的主体，一种结束社会不平等的希望”），最终导致了价值理性的缺失和虚无主义的泛滥。启蒙因而成为了一种“忧郁科学”或“现代的苦恼意识”，“启蒙，恰恰就借助于这种现代化的苦恼意识奋然前行，一帆风顺而又徒劳无益。”这种“忧郁”正是现代犬儒主义者生长的土壤。因此，犬儒主体被斯洛特戴克称之为一种悲惨而不幸的思想精灵，他永远处在自我怀疑、自我嘲讽的过程中，因而一直备受煎熬。丧失了对世俗价值和未来信念的现代犬儒主义者，始终处在抑郁和幻灭的边缘。
作为一种“已启蒙”的意识，现代犬儒主义者清晰地知道表象背后的本质与真相，但是他们对于这种表象采取了一种完全虚无主义的态度。他们不再信任一切反抗的的意图和努力，而是顺从地接受现实的假象，“他们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不过依旧为之”。这种犬儒主义丧失了对现实的反思意识，从“愤世嫉俗”变成了“玩世不恭”。他们颠覆了一切世俗的价值标准，但是这种颠覆并没有转化为对现实的反思与反抗，反而转化成了对现实的全盘接受。一切高低贵贱、一切高尚与丑恶，在他们眼里毫无区别。
德勒兹和瓜塔里指出：“犬儒主义的精髓在于：此地无银三百两，在压根儿就没有丑行地方宣称有丑行；而且厚颜无耻地在根本就没有胆量的地方时刻夸耀胆量。”正因为如此，揭露表象背后的本质的传统意识形态批判方法已经失效了。斯洛特戴克提出要通过回归希腊罗马那种生机勃勃的犬儒学派的精神，来超越玩世不恭的现代犬儒主义。斯洛特戴克用“大犬儒主义”（Kynismus）来指代希腊罗马学派的犬儒学派。他指出，大犬儒主义的核心精神是“放肆”（frech），这是一种充满活力的、不被驯服的精神。它并没有与统治者和官方文化同流合污，而是充满着对现实社会的讽刺、挖苦和批判，是下层群众反抗统治阶级的武器。这种大犬儒主义“拥有神圣、低沉的音调，并将其提高到荒诞不经的高度，以此揭露隐藏在高贵意识形态用语下面由权力派生出来的自我利益、好勇斗狠和野蛮残忍……它永远从个人利益出发阐明一切。”比如当一个政客在群众面前宣扬爱国的精神和自我牺牲的义务时，大犬儒主义者会毫不留情地讽刺和揭露政客这种虚伪的“爱国”面纱背后的龌龊的个人利益。
齐泽克继承了斯洛特戴克对“犬儒主义”的定义，并进行了进一步的阐释。齐泽克指出，犬儒主义与启蒙密切相关。从表面上来看，启蒙理性瓦解了一切外在的权威，但这些权威依旧会从侧门返回。在犬儒主义的逻辑之中，某种体制的最终合法性，取决于其是否“有效”。在这种有效性的名义之下，真理被悬置了，对权威的质疑和反抗也被消解了。犬儒主义者以为自己欺骗了权威，但却成为了权威的牺牲品。齐泽克区分了两种犬儒主义，即实存社会主义晚期的政治犬儒主义和晚期资本主义消费社会的犬儒主义。
作为一个斯洛文尼亚公民，齐泽克经历了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晚期的政治状况。他指出，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苏联东欧存在着严重的政治犬儒主义的状态。在这些国家中，意识形态日益成为了一种乏味、空洞的例行思想意识。尽管没有人真正相信执政者在公开讲话和政治文件中所宣扬的意识形态宣传话语，但是大家在公开场合都遵从意识形态的表面仪式，形成了“我很清楚所有的官方意识形态都是假的，但我依然（公开）遵循它”的犬儒主义态度。正如齐泽克所指出的：“最重要的不是根据占据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产生的内在信仰，而是要遵循外在的实践和仪式。”这种对官方意识形态的犬儒主义态度，得到了党政官僚的默认甚至鼓励，因为他们自己也共享着同样的犬儒主义逻辑。他们在公开场合高谈阔论，宣扬正统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在私下场合却完全是另外一套面孔。在这种普遍弥漫着犬儒主义的社会氛围中，那些真诚相信官方意识形态的人，反而会成为党政官僚的敌人，“官方意识形态的‘虔诚’信徒在骨子里比玩世不恭者危险得多：它已经超越了持不同政见的范畴。”
如果说实存社会主义的政治犬儒主义表现为公开的服从仪式与私下的犬儒默然，那么晚期资本主义的犬儒主义则表现为公开的假装自由与私下的服从。在齐泽克看来，晚期资本主义犬儒主义存在的基础，根植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本身。曼德尔指出，晚期资本主义时期的垄断资本，不再遵守任何的规则，“生活在法律边缘”成为常态。因此，鼓励越界行为成为了晚期资本主义的常态，这种对禁令的打破与越界，不仅不会危及到资本主义统治秩序，反而会巩固起到巩固这种秩序的作用，“现在的秩序召唤着逾越秩序本身的英雄式行为。”因此，在“逾越本身是被唆使的”的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犬儒主义者的冷嘲热讽不仅不会妨碍资本前进的步伐，反而成为了其前进和扩张的动力。与此同时，与第欧根尼等希腊罗马时代的大犬儒主义者相比，现代犬儒主义者在“知”与“行”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分裂。他们看起来什么都不信，但“其实是最相信的”；他们看似玩世不恭，但是一旦涉及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事情，马上就转为锱铢必较。
现代犬儒主义成为了“后政治”时代意识形态的典型特点。博格斯指出，在“政治终结”的状况下，民众越来越明确地“逃避公共事务的而走向更加私人化的生活方式”，他们沉溺于普遍更普遍的犬儒主义、消极态度，或者与这种政治事业有关的悲观主义。”现代犬儒主义虽然以“批判”或嘲讽主流意识形态的面貌出现，让人误认为我们已经进入了“后意识形态时代”，但是却没有对它造成实质性的损害。相反，他们自以为看穿了意识形态幻觉，但是在行动层面却事实上支撑着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幻象，强化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即“我们越是远离意识形态，即保持一种‘犬儒距离（默然）’，我们越是受控于意识形态。”
（摘自《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西方“后政治”现象研究》第155-160页）
